作者:何清涟
－南街村现象分析之一
一篇“南街真相”的报道有如打在蛇的七寸之上的棍子，在中国存活近20年、耗资巨大的“红色政治＋小农理想”的南街村模式终于倒塌。无论“左字号”还是“新左字号”的网络帖子如何群情激愤，只要没有银行再为其免费输血，南街村模式已经回天乏力。
南街村神话的破产，其实并非南都的报道从理论上破解了荒诞的红色神话，这篇报道只是再次充当了“皇帝的新衣”里那位小孩罢了。类似的质疑虽然一直未断，尤其是前年南街领导层通过“自然人股东”对“集体股东”的置换开始化公为私以来，南街政治上的正确性已经受到质疑，这篇报道循着这些质疑纵深掘进，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南街；当然它也不是缘于内部人集体反叛。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之时，南街人很幸运地继续吃着油水足足的大锅饭，大部分中国农民的痛苦与他们无缘。可以断言，只要还有银行愿意不惜代价地输血，绝大多数南街人是很乐意继续与其领导者一道将谎言维持到底的。
可以说，南街村模式的破产主要缘于两个原因。一是没有银行再为其输血。当年大寨红旗之所以不倒，关键在于政府不断为其输血。现在银行都已商业化，无法继续为它们承担巨额坏帐。二是红色村长们发生了所有贪官都有的财色故事，这一事实击垮了王宏斌们多年苦心营造的清廉形象，让世人看到红色神话辉煌外表下的许多不堪。
我更感兴趣的是南街村神话为何能够存在，以及今后是否还会有类似的政治波普上演。
南街村的存在，首先与当局的默许与支持分不开。现任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共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二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使当局清醒地意识到：维持一个亦真亦幻的毛泽东形象于政治稳定有利。更何况，王宏斌并非背离当局的路线方针另干一套，他那所谓“外圆内方”之说，即“外圆就是与市场经济接轨，所谓内方就是与本村民意接轨”，其实就是他对当前内政外交政策的一种创造性摹仿与发挥。
中国政府如今采用的正是外与国际社会接轨，接轨的方式也是兵不厌诈，内与“民意”接轨。而所谓的“民意”，在中国政府那里是解释成“民众素质太低，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与王宏斌认为“南街村农民身上，大部分人还保持着那种传统的保守的甚至封建的思想观念和作风”相类似，所以必须当仁不让地做“小毛泽东”。而允许这样一个对党亦步亦趋的“小毛泽东”及红色堡垒的存在，并不妨碍党的伟大事业――当局非常清楚，真正的敌人是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治。
人们或许会奇怪，南街村的村官行事方式怎么会与其他贪官如此相似？财色兼取的同时，也有大量类似于“廉政语录”的“为人民服务说教”彰示着他们那典型的双重人格？不过在我看来，南街村官这个“特殊群体”与其他贪官都是专制极权这根藤上结出的一对姐妹瓜。藉“改革”之名而腐败的贪官之所以能大肆掠夺公共财产，主要是缘于他们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又不需要接受监督，这一点正好与南街村村官核心群体在村里拥有主宰权力且无需受任何监督相同。
王宏斌借毛泽东政治理念做外部包装，利用处于政治权力干预下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提供的便利，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中国特色”市场营销的道路。今天的中国沉渣竟相浮起，今后肯定还会有人摹仿王宏斌这一做法。更何况社会逐渐多元化，有人追求自由，但也有人嗜好生活于“动物农庄”，应该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不反对任何人选择“南街村模式”，只是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要诚实地自力更生，不要以政治谎言骗取社会支持，如南街村那样依靠“外援”即银行持续不断的输血来维持村民们的幸福生活，这种生活其实很不道德；第二是政府不要借助政治权力与舆论优势将这种用谎话堆砌的模式强行推广。在保证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多几个“南街”也无妨，凡嗜好“动物农庄”的人，大可以象当年投奔延安一样，投奔“南街”红色根据地。
“小毛泽东”产生的沃土－－南街村现象分析之二
作者:何清涟
【按：“穷”又是怎么造成的？那片土地整体来说并不是贫瘠之地。是人里面的东西导致穷，还是穷改造了人里面的东西，也许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无限循环。】
“南街村神话”的上演，除了王宏斌这些主角之外，还有南街村民这些不可缺少的配角。从1984年“再集体化”，直到将王宏斌奉为“小毛泽东”，再到原谅村官们的腐败，每一场景的上演，配角始终在场，并以“人民”的身份发言――可以说，在构造“神话”与共享“外援”时，南街村民与王宏斌村官集团是利益共谋者，只是各自所获的份额多少不等而已。
由于王宏斌不象毛泽东那样拥有枪杆子与国家暴力，村民们与他共襄南街模式之初，应该是自愿选择。在南街村神话构建过程中，村民们做出如此选择的心理因素与社会背景，一直是我思考的主题。中国各地除了江浙地区由于明清两代科甲鼎盛，耕读传家甚多，文化根基较厚之外，占人口80％左右的农民的思维水准与南街村民在轩轾之间。因此，思考南街村民对“共产文化”的偏好，对认识中国农民的利益诉求为何有帮助。
考诸南街历史，有两个特点，一是穷，二是一直对共产文化有偏好。一项调查中谈到自1948年初解放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南街都是当地的先进典型：积极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创造过粮食、烟叶亩产超千斤的记录。但却从未摆脱贫穷与落后。1978年全村人均收入仅72元，部分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这两个特点其实有逻辑关联。“穷”决定了对集体主义（共产）的偏好。这一点并非本人始自于现在的奇想，当年在写《人口：中国的悬剑》时，我就专门论述了中国的家族本位与穷的关系。因为穷且能力低下，人们对群体的依赖加强，这是从18世纪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诞生之日开始就被反复证明的事实。
富人谈共产理想，是因其高尚且具有人类关怀，因为“共产”于他们而言，是用自己的财富帮助别人，比如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欧文就是英国最大纺织厂的经理，他的新拉纳克成为其实践社会改造理论的实验地。而穷人喜欢共产，是因为可以通过共产分享他人的财富，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即此类――人类具有分享他人财富的偏好倒也并非始于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理论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却为用暴力剥夺并分享他人财富提供了一整套理论与道义依据，远较“劫富济贫”这类原始说辞高明得多。
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发源于欧洲，却只能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的原因，因为落后国家穷人数量庞大，拥护共产的人当然也非常多。就以毛泽东输出革命的重镇东南亚地区为例，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开国后，李光耀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对付背后有中共支持的新加坡左翼运动。而李的办法就是改善民众生活，其中重要一环是推出“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因为“人人皆自购屋，即不会变共党”。这一招很成功，最后成为新加坡经验在一些亚非国家推广。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当年南街村民选择“再集体化”，将承包的土地重新交给集体，其实就缘于穷困与个人能力不足。他们并非不知道为此要付出的代价是向代理人王宏斌们让渡了他们藉由财产支配权所保证的自由。但在基本生存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自由只是奢侈品，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衣食住行等生存保障）才是最重要的。平均素质远高于中国农民的俄罗斯人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为自己选择了新独裁者普京，也是基于这一道理，当然还因为普京承载了他们的大国复兴之梦。
中国的改革，通过“权力市场化”造就了少数暴富者，同时也造就了数量庞大的穷人。当年通过共产之途建立的中共政权如今正在为中国造就新的共产革命之沃土。不同的是，目前穷人要“共产”的伦理依据较当年毛革命时更充分，首先是因为政府至今把持着本应属于他们的土地等资源坚决不放；其次是因为贪官污吏们的财产几乎全部来自于掠夺民财与公共财；更重要的是经过50余年革命意识形态教育，中国底层对阶级斗争理论较之他们的祖辈不知要熟悉多少倍。
只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年共别人的产与如今让别人来共自己的产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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