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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19-08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三)

posted by philosopher100

暴力与说谎字体

  —-中华文化不可告人的阴暗面

  中华人潜意识里一直充满暴力、谎言、情绪、躁郁、挑衅或自卫。失败的时候,他会用更多的暴力和情绪来反击。

  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阴暗面,康德曾对他的朋友说:”你如果知道我现在正想什么,你会吓得跳起来。”不仅一个人,即令一个民族,也有她的阴暗面。中华民族的阴暗面,是我们心灵深处,隐藏着暴力倾向,对别人有一种强烈的虐待狂。暴君和被暴君豢养的知识分子,更把它制度化、道德化:男人对女人的缠脚;幸运的女人对不幸女人的凌虐;以及强势的男人对弱势的男人灭九族、灭十族、瓜蔓抄、刖刑、宫刑、凌迟、剥皮、五马分尸、杀降。阴暗面的底部是一片丛林,在丛林里,只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那就是一定要强,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强,都是一种绝对价值,和检验成功的唯一标准!弱,不管什么原因,都是一种罪恶。在这种现实下,诚实是危险的,狡狯是必要的。野生动物的活命原则,是永远在欺骗敌人,”连鸟也会说谎!”问题是:鸟只对其他动物(包括人)说谎,它对它的同类–鸟对鸟,却是互相信赖、互相帮助、互相诚信。人类则不然,他们除了向其他动物说谎外,同时也向他的同类说谎。你看过一条狗欺骗另一条狗吗?你看过一匹马陷害另一匹马吗?你看过一只老虎辱骂另一只老虎吗?

  人类的文明不断提升,终于超越了其他禽兽。假使超越的是一群鸟的话,它们互相间会继续保存它们的诚信。而人类与人类之间,跟鸟儿与鸟儿之间不同,人类却继续对人类说谎。当世界上其他民族逐渐建立人类特有的诚信文化时,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的中华文化,大概因为黄河不断突击性的泛滥成灾,我们的老祖先不能安静地建立一个稳定社会,所以当其他民族都推行诚信文化时,我们的老祖先却把阴暗面文化的精髓:狡狯和暴力,保留下来。商朝崇拜鬼,孔丘就是以祭祀鬼而起家的知识分子。我们缺少一个神,中华人的众神是用贿赂买来的,而它自己也是可以收买的。《封神榜》上记得很清楚,无论什么神,都要请皇帝加封。《济公传》上形容一个杂毛老道,他用盛大的仪式祭他的三清神,手挥桃木剑,脚踏魁罡,祷告说:”敬禀三清,请你害死赵员外全家,事成之后,我为您重整庙宇,另装金身。”这种现象使人惊愕,鬼魅世界当然鬼话连篇,无神的世界当然没有神话。任何民族都有神话,充满了童心和天真,认为神可以解决人生最大的困惑。只有中国没有神话,即令后起的神话,也是没有美感的神话。像盘古开天地,竟然说他死了之后,他身上的跳蚤、虱子,变成人的毛发(脏–是不是中华人的原罪?那就是说我们永远没有清洁的能力)。中华人潜意识里一直充满暴力、谎言、情绪、躁郁、挑衅或自卫。失败的时候,他会用更多的暴力和情绪来反击。有一个小幽默说:一个美籍妻子问她的华裔丈夫说:”上海到南京有多远?”丈夫说:”400里!”美籍妻子说:”不对,你们中国人一向都是讲’轮’,从不讲’里’的。”做丈夫的好不容易醒悟过来,她是讽刺中国人从不讲理!因为中华人不讲理,所以中国只有武侠小说,而没有侦探小说,侦探小说主要的是合于逻辑的推理,中国人不可能接受逻辑推理,也不可能接受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而只会老羞成怒、情绪性硬拗!如果不能够用理性检查我们的思维,我们就会永远陷于说谎与暴力。

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

  使人震惊的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赞美”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最晚从八九世纪开始的一千年来,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假如你于午夜时分,低空掠过中国广大的国土,你会听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家里,都会发出五六岁或七八岁小女孩惨厉的哭声。那一种哭声,使你心痛如割,可是你却无可奈何。因为摧残这些小女孩的凶手,正是她们的亲生爹娘,尤其是她们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向小女孩伸出毒手,把她们小小长方形的脚形,用布条缠起,硬生生缠成一个三角形,肉烂骨折。双脚被缠之后,完全失去活动能力,使大儒大贤之类,更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理论。当一个女性,双足残废又不识字,遂不得不依赖男人(父亲、丈夫、儿子),任凭男人宰割。然而,更使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丑陋和残忍的形象,中国人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引起一片赞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把它称之为”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在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中,大量呈现。即令到了二十世纪初叶,仍有些作家在报上说:三寸金莲使一个女人行走起来婀娜多姿,庸夫俗子竟然反对。外国人那种高跟鞋,不也伤害女人的脚吗?而脱了高跟鞋以后,十个脚趾平放在那里,是多么的难看。

  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任何一个小官小吏看他不顺眼,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施以鞭打,而大官对小官也是如此。全国最大的官,莫过于宰相,宰相应该可以免此一劫。然而,自公元前三世纪稍后、西汉王朝开始,皇帝可以随时把大臣揪翻在地,骑在他背上,抓住头发。东汉王朝时,皇帝就在金銮宝殿上,殴打大臣。到了明王朝,更是令人战栗,有名的”廷杖”,不管宰相也好,部长也好,皇上只要发怒,立刻就有行刑队扑上来,也把他揪翻在地,用四根绳子,绑在早已固定好的木桩上,用黑口袋罩住他的头部,一块木头塞住他的嘴巴,脱下他的裤子,用木棍捶打。即令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在北京,一个清王朝的家奴型小官,手提灯笼,走到西单大街,趴在地上,脱下裤子,教他的家人在他可敬的屁股上,痛打五六大板(当时报上说:如果不是熬不住,还可能打十几大板),然后爬起来,向围观的群众说:”这种滋味,好久不尝,痛快!痛快!”在凌辱和被凌辱中怡然自得。贵的一边偶然倦怠或偶尔慈悲,歇一歇手,或时代已不允许用这种方法虐待,而贱的一边,还大不满意,千方百计自己作践,想出种种妙计,使主子动手,因为,如不被主子虐待,如不主动向主子献媚、主动献上银两,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谄媚成为主流,马屁和行贿手段之精密,令人拍案叫绝。就在二十一世纪,我还看到有些小册子,称呼他尊敬的人物(假设是我)名字时,还出现”上柏下杨”或者”柏上杨下”的奇观。我们就在这种文化中,踉跄走来,回首凝望,不禁满面羞惭,长长一声叹息:”中国人,你活得好没有尊严!”

猜忌,使我们鬼祟

     权力痴呆症候群世界上所有的”大人物”似乎不必个别研究,他们共享一则讣闻和一部传记–《权力的滋味》就足够了!

  爱情是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人们可以为了爱情改变航道,甚至发动战争。权力则是一种比爱情更致命的吸引力,它的能量超过爱情千百万倍。一个尝到权力滋味的人,最初不过欲仙欲死,到了后来,则终必陷于既疯又狂。不同的是,爱情失败虽然悲惨,但有可能凝聚成一段浪漫情愫,带领年轻男女顶礼膜拜;而权力失败者能够留个全尸,已经值得额手称庆了。爱情的吸引力无毒,容易收场;权力的吸引力有毒,会纠缠终身。每个象征威权的金交椅上,都隐藏着一颗尖端向上的权力毒牙,人们只要坐上去,无论是”小人物”或”大人物”,毒牙都会插入他那可敬的白胖屁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曾是一个抵抗外侮、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忘记千万人响应他的号召挺身作战,临死还为他高呼万岁的悲壮情节;忘记所有救过他的命,使他感恩落泪的刎颈友情;忘记他信誓旦旦,慷慨激昂地向人民所做的承诺。甩掉这些”包袱”,使那个”大人物”即令诚实地面对过去,也毫无

  愧疚。揽镜自照,对自己的才智魄力,和纵横捭阖,忍不住要向自己

  呈递”佩服书”!

  然后,权力的毒素顺着脉络和神经系统,从他白胖屁股逐渐侵入心脏和大脑。他渐渐习惯于被歌颂和奉承,一些向他乞讨一官半职者谄媚的表情,以及从前轻视、侮辱、虐待过他的敌人,现在则跪在地上,爬来爬去捡他抛出饲喂鹰犬的面包屑。毒牙使”大人物”只有坐在那个金交椅位置上,才感到舒服与安全。然后他摊开地图,凝视他所改造的世界,他已办到上帝都办不到的事。他想起幼年时候跪在床前向上帝祷告:”主啊,赐福给我!”他有点羞愧,上帝算什么?拿破仑说:”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事实上,上帝永远站在权力最大的一边,那就是:”大人物”这一边。而且上帝的位置,还要他安排,还要仰头看他的脸色!优越感终于达到极峰,毒牙里的毒液在他可敬的屁股里射出最后一滴,麻痹了他残余的人性和思维,权力痴呆症逐渐显现,眼睛耳朵开始异化。他深信他的权力来自全民的恭顺,所以他无所不能,看到的都是”大人物”最喜欢看到的,听到的也都是”大人物”最喜欢听到的。他已超越上帝,可以随心所欲、毫无忌惮地膨胀权力和道德能量,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清楚了。他唯一不能做主的事就是:无法选择荣耀中死,或是屈辱中死,更无法选择死后是被鞭尸或仍被奴才继续供奉。捷克作家穆纳克所写的《权力的滋味》一书,是一个结构奇特的文学作品。它在时光隧道中把死亡放在最先,”大人物”的诡异变化,作者归因于他尝到了权力滋味。但是更深层面探讨的话,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个”大人物”,可以拒抗这种滋味,他不能不中毒,因为他那伟大的屁股正坐在毒牙上。书中的”大人物”,如果跟世界上其他”大人物”,诸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蒋中正、波尔布特之类比较,不禁兴起一种感慨:天下之大,可是所有鳄鱼的生活模式却都一样,不必花时间去分别研究他们。对于所谓”大人物”之类,同样道理,也不必分别个案处理,可以共享一则讣闻,或一部传记。这个讣闻和传记,就是这本书–《权力的滋味》。

缺少“尊重”
 
  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有窝里斗的能力),只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红楼梦》中,王熙凤责罚丫环,丫环跪在地下,一语一叩头,王熙凤喝令打嘴,丫环浑身发抖,抬起头来等候,王熙凤又喝令丫环:“你自己打!”那个因贫穷卖身的可怜女孩,开始用左右手分别打自己的双颊,一面痛苦的哀嚎,一面用力的抽打,眼泪和打出来的血同时流下。

  大分裂时代中,一个王爷,喜欢吃血痂,王府之内的几百位官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轮流接受鞭刑,等到伤口结痂,王爷就掀下血痂下酒。另一桩有名的“儿口承唾”,苻坚大帝的孙子,逃亡到江南,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一咳嗽,旁边侍候他的书僮,就要跪下,张开大口,那位王孙就将浓痰吐到书僮的口中。

  这还是小儿科的做法,在北齐帝国统治者的人渣家族中,一位王爷,高楼上拉大便,下面的仆人就得张开大嘴承接。长江南岸的王爷更凶,当他铸剑完成后,总是用别人的脖子做试验,如果一剑下去,人头落地,就证明那是一把好剑;如果不能一刀人头落地,而仅受重伤,它就作废。

  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到,一个人,一旦成了“主子”,也就是一旦有了钱,或一旦有了权,他就能把丑恶凶暴的性格,发挥到极致。

  时到二十世纪,凌虐的形式或有不同,但基本的心理状态,永恒不变。经常是“主子”们比上述的王爷更凶,而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陕西省的一位“主子”–小学教师,命全班小学生一一出列,打自己的嘴巴。而另一位“主子”,更理直气壮地对一个小学生实行鲸刑,在脸上刺青。

  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而且成为牢不可破的承传,构成另一种“恶婆媳心态”。

  传统社会,婆婆对媳妇有无上权威。虽然她自己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她对别人的女儿,却百般的凌虐。媳妇心中充满了痛苦、怨恨,但无力反抗,惟一的盼望是该恶婆婆早日死掉。有一天,恶婆婆死掉,媳妇欢天喜地的坐上婆婆的位置。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位受尽恶婆婆虐待的媳妇,绝不会再虐待自己的媳妇,可是,恰恰相反,这个受苦的媳妇一旦变成婆婆,成为“主子”后,立刻也就成为恶婆婆,反而更变本加厉地虐待新任的媳妇。

  恶婆媳角色的传承,思考模式的传承,好像是人生惟一目的,只要等到自己当上婆婆,一定向新媳妇讨债,计息还本。似乎是: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吵?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吵?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

  华人之”吵”,是世界上一大奇景,美国人把它凝聚为一则小幽默后,声名更是大噪。该则小幽默说,有人向警察局报案:有两个华人在走廊上吵得不可开交,扰乱邻居安宁。警察赶来查看,发现只不过是两个中国人在那里讲悄悄话。我是河南人,邻省朋友们(尤其是安徽),常嘲笑河南人”高半音”,既”侉”又”尖”,难以入耳。我最初还有点大怒,后来听遍了各省方言,发现”高半音”并不是河南人的专长,”侉而尖”更是普通现象,不禁大为轻松。反正,同一文化产生的声音,腔调、音量,虽然稍有不同,但”吵”的程度,全国则一。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如果客人都在静静地进餐,那你可别讲中文,保管不会有人听得懂。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尽可放心在那里燃支爆竹后,扬长而去,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存在。

  不但会场吵、办公室吵、家庭吵,商店、地摊、戏台、电视机、卡拉

  OK、电话筒上、迎神庙会,连出殡、做法事也一律吵得声震屋瓦。在台湾”国会”当然热闹得如同菜市场,庄严的”国会议员”,提出质询时,状如巫蛊恐怖时代特务头子审问政治犯,口沫四飞,指手画脚,好像这一下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这个”部长”可算栽倒在我手里了。几年之前,台北还有位”国会议员”,跳到桌子上,大声诟骂,观众和选民,看得如醉如痴。在这种示范之下,胜利者乐此不疲,失败者起而效尤,嗓门一旦高不可攀,除了”吵”,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在写此文的今天,我在台北参加了一场作家聚会,台上一人吵,台下大家吵。聚餐时只听有人声嘶力竭,喉咙都喊哑了还在喊。好不容易逃出重围,回家之后,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语音凄凉,告诉说:”我刚参加一个婚礼回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么吵的婚礼。新娘是一位小学教师,三桌小学生闹得大家非咬着耳朵大声吼,否则就一个字也听不见。”他有一种感觉,似乎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吵”的程度,随岁月而日升,并且发展出一种信心:”嗓门大才会赢!”想要中国人静下来,只有使用暴力。因为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能力的–我可没有说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教训的!教训多得很,都在书上,而书,都在书架上。我想这和”社会强力的机制”有关。二十世纪美国嬉皮年代的青少年,一旦进入社会,就会恢复正常,因为要活下去,只有重新纳入秩序一途。而我们不然,”酱缸文化”对正面教养的腐蚀力,犹如吸了强力胶对身心的戕害作用一样,社会反而成为劣质文化的熔铸炉。成熟理性抬头的社会,是一个情绪受管理,音量得到控制的社会,既然有”理”,就不必一味借助咆哮。不夸张自己的喜怒哀乐,恐怕是中华民族要努力的功课。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假设:说话的分贝,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水岭!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如果无法依靠教育推动这项”文明化”运动,是不是可以借助法律,动用立法,通过一项”吵律”,用强制的力量,逼使自己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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