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价更高
我们活得尊严，死得尊严。没有一个人愿意老年的时候，像只田鼠一样，被人厌恶地抛来抛去。
一位被遗弃在养老院的老太太，在院方不断催促缴费下，老太太要求：让她回家取款。她回家后就在她当初结婚、而且生下并养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祖传老屋内，悬梁自尽。
另一件事是一位电影导演，以拍“鬼电影”闻名于世，英俊潇洒，成为耀眼明星。三十五年后，前几天，报纸上刊出新闻，他最后因为事业失败，贫病交加，更得了老年痴呆症，被送进养老院，妻子跟他离婚，儿女们从不上门。报上登出这位导演的照片，像龙虾般佝偻成一团，双眼紧闭，面颊深陷，孤独地躺在床上。
这类事件，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向被世人认为最淳朴的大陆乡村，也常常传出同样的消息。儿子们把祖产悄悄卖掉，而由法院下令把老娘逐出家门，老娘啼哭街头，直到饿死，都不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读者于鼻酸之余，除了责备儿女不孝和勉励儿女要孝以外，束手无策。
二十年前，王晓民事件轰动一时，我曾经提议安乐死，王晓民的妈妈也正式要求安乐死，可是正人君子强烈反对，包括“内政部长”，纷纷前往探望，对记者讲了一堆使人动容的爱心滚滚的话，然后作鸟兽散。二十年后的今天，王晓民的妈妈在煎熬中去世，父亲更老，剩下女儿仍直挺挺躺在那里。可以预见的是，他也会先女儿而去。请正人君子告诉我们：那个僵尸，谁来照顾？
人生，永远面对着诡异难测的未来！既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既不能掌握福，也不能掌握祸。惟一可肯定的，大家都在排除万难，去追求“老”。追求不到“老”，是一个悲剧，像早夭或横死。然而即令追求到老，可能也是一个悲剧，像前述的那位老太太、电影导演，和被逐出家门的娘亲。
我们希望避免因“老”而可能产生的悲剧，这个责任不应该全部放在儿女的身上。有些儿女弃养，有严肃的原因，像父母先行弃养，或父母过度暴虐。然而，大多数都是因为贫穷，这是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必须由政府承担起养活广大的曾经把他们的青春奉献给国家的国民，政府不应该因为他们老，而眼睁睁看着他们惨。
我们的两个提案之一是，政府应该立即立法，使全国国民从就业那一天开始，就强制扣除薪俸百分之若干，作为年老时的公积金，就业单位也应拿出相当数目，共同储存，当国民老的时候（不是死的时候），作自己的安养费。这个建议是效法日本：自己养自己。我，柏杨这一代，就让我们自生自灭吧，但像读者先生女士这一代，应该跟前苏联国会议员修监狱一样，必须要有这种远见：绝不可以希望别人养你。
两个提案之二是，应该督促政府对安乐死尽快立法。生命诚可贵，尊严价更高。我们活要活得尊严，死要死得尊严。没有一个人愿意老年的时候，像田鼠一样，被人厌恶地抛来抛去。正人君子看到这种凄惨情形，表面上一脸慈悲，心里却在欢呼上天赐给他表演慈悲的机会。历史上有位皇帝，在一场兵变中浑身枪孔，从床下爬出来，向宫女叩头哀号，求她们把自己砍死，宫女不忍看他的痛苦和羞辱，只好从命。不知道正人君子对这些宫女，是反对，还是肯定？
反对安乐死最大的理由是预防谋杀。然而保险业更容易使亲人兴起杀机，为什么不废除保险？我们要求：一个人在神志清醒时，经过法院见证，在将来日子，他就有权拒绝急救，拒绝痴呆，拒绝瘫痪；他有权要求尊严地逝世。
言不尽意，请您三思！
我赞成安乐死
当人面对绝望的痛苦和死亡的选择时，应有自己决定的基本人权。反对安乐死的正人君子，从来不敢也不肯面对真实的问题–痛苦。
安乐死这种想法，建立在神圣的情操上，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虔诚地赞成。记得八○年代，赴马来西亚访问，在一次讨论“痛苦”的意义的时候，我就认为，当人面对绝望的痛苦和死亡的选择时，有自己决定的基本人权。身旁一位女士说：“生孩子是何等痛苦，都要坚决忍受，生命怎么可以抛弃！”当时我突然疯狂，握住她的手臂，举起烟头说：“女人生产时的痛苦，只是二级痛苦，是可以忘记的。灼伤可是一级痛苦，我现在烧你三秒钟，你再告诉大家，你愿意忍受继续烧，或宁愿死。”她看我如此粗暴，在大家还来不及阻止我以前，就跳了起来。
多少年来，我深为自己的无礼内疚，但一直深思这个问题。反对安乐死的一些正人君子，从来不敢也不肯面对真实的问题–痛苦。不久前听到一件事，一个患癌症的妈妈，在所有的镇痛剂都失效之后，有一天，她悄悄地撬开窗户，正要往下跳的时候，被惟恐她跳楼而埋伏在隔壁的女儿发现，抱住她的腿大叫：“妈妈！”妈妈向闻声而来的儿女们下跪，哭着叫：“孩子们，放妈妈一条生路，念在我生养你们的分上，放妈妈一条生路！”
我只希望那些正人君子能看到这一幕，是谴责妈妈软弱，还是赞扬儿女们眼睁睁看着妈妈哀号，暗喜胜利？
耶稣在《圣经》中质问法利赛人：“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黄金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什么是大的？是黄金呢，还是叫黄金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近代的法利赛人，却仍然认为圣殿不重要，黄金才重要；坛不重要，礼物才重要！尊严不重要，即令贫贱、痛苦、羞辱、被人当田鼠一样拖来拖去，也要活命。继续让法利赛人展示他们的虔诚吧，别人的痛苦和尊严算什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荣耀！应该有学术团体作长期调查，最初赞成或反对安乐死的人，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之后，自己得了绝症，有没有改变？也应该像环保学者一样，有个团体，锁定坚决反对安乐死的正人君子，在发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剧时，邀请他们前去参观，再记录他们的反应。
就在前几天，一位接受访问的医生仍然认为，他反对安乐死，只是为了阻止犯罪。我认为这个问题，已超过了讨论的阶段，一个更容易引起杀机的保险业都可以存在，安乐死要比保险业更安全、更人道。至于说到预防，一个小故事可以帮助了解。历史上禁酒最严厉的国家是蜀汉帝国，家里有任何可以酿酒的器具，都会招来大祸–搜查、逮捕、斩首，全国沸腾，民不聊生。有一天，皇帝在城楼上，一位大臣忽然惊慌地指着路上一个人，向皇帝大叫：“他是一个强奸犯，快把他拿下！”皇帝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大臣说：“他身带强奸工具。”皇帝斥责他胡扯！大臣说：“为什么家里有一个酒瓢，就可以说他酿酒？”皇帝立刻醒悟，下令解禁。
我们盼望，现代的法利赛人，集合起来，回到古代去吧！古代的刘备，请你提起脚步，莅临现代，再次施恩苍生！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
“你对民主进步人士，肆意侮辱，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血淋淋的刽子手，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里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近发生的一件最叫座、最声震屋瓦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一场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
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作我的上宾。我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是肺病三期，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么说，那要怎么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我得了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打击自己的朋友？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夫妇？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为谋财害命，坐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我，你当初谋财害命，是怎么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
医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凭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凭空说话，就等于你当初动刀子，不会凭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民主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合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媚外崇洋，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的警告你，你要付出当外国人间谍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被诬陷，已经证明我是清白的。和现在主题有什么关系？现在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条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给我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可是被拿下过），有时候是棍棒齐下，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商场巨子沈京庆的两次突围
有为有守，固然困难，而决定什么应该“为”，什么应该“守”，更是困难，是非成败，定于一刻，且看沈庆京两次突围！
回忆录类型的创作，晚至近代，才引进中国。中国虽曾被全世界誉为史学的国度，史籍的数量，已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文化资产，尤其不乏记传体例。司马迁先生的《史记》，就是最早的记传文学。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中国人很少想到自己写自己的传记，而多半由其他人执笔，最荣耀的是由政府指定官员执笔（如“宣付国史馆”），或家属聘请知识分子代为撰写（如“墓志铭”“家传”之类），这两种记传的特点：第一，是它的真实度都很低，主角们的言行只符合政府和家族的利益。第二，是它们只能谈所谓大事，不能谈所谓的小事，所以文字都太少。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历史记载，量虽丰富，质却贫乏。二十世纪中叶稍后，西方回忆录类型的传记文学，输入中国，然而，普通小民没有能力写回忆录，知识分子由于对政治上神经质的恐惧，和自己长期的表示“乏善可陈”，而不敢写回忆录，于是乎这个最能够使人受益的文体，发展得十分缓慢。中央研究院及国史馆也曾一度推动口述历史，但一时难以摆脱传统气习，选择的对象都是宦海浮沉中的人物，写下的又几乎全是冯道“长乐老”式的记载，官名一个连一个，制式言辞一句连一句，索然无味。成功的回忆录建立在诚实的心灵、开阔的胸襟上，回忆有多少真，才有多少价值。回忆录类型的文史混合体创作，在四十年长期戒严解除之后的九○年代，才开始蓬勃。我认为，无论是皇帝陛下，或是菜市场卖葱的小民，都有权写出他们的回忆录。一个人有他个体的尊严，不因他个体之外披挂的零件，使这尊严增加或减少。一个人能够活下去，有复杂的因素，成功和失败，因素更为复杂。但每个人的脚步都曾留下脚印，每个人的奋斗道上，都洒过眼泪或血汗，每个人的爱情也都尝过辛酸和欢乐，这些对个人都是无限珍贵的记忆，对社会国家来说，更是文化的资产。所以我总是希望朋友们能够描绘下他们一生的足迹，这是无价之宝，表达出一个人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忠实。
当商场巨子，被称为“小沈”的沈庆京先生告诉我他的回忆录完成时，使我大为兴奋，而且急于想知道他如何记载自己。因为沈庆京幼年的生活，和我有一点相似–当然，他父母双全，比我多了一点幸福。我指跟我相似的，是指逃学、打架、功课一等一级的烂，以及被学校另眼看待，走投无路，等等。但他有一点却比我高明的是：他曾在基隆水产学校真正的毕过业，有一张如假包换的文凭，而我这一生什么文凭都没有，包括小学。所以我对他感到分外熟悉、亲切、羡慕，渴望知道他如何的转变。当我读到他加入黑社会帮派，以致入狱坐牢，点点滴滴，使我忍不住涌出相知相惜的激情：这岂不就是我的来时路！
然而，当我读到这本书约三分之一，他进入报关行当小弟的时候，发现他走进了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听到的都是陌生的言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陌生社会，那对我而言，是另外一种专业，和另外一种运作方式。不过，我和他虽然在专业上殊途，但社会仍有一致的基本航道。我看到他从一个几乎无法自拔的贫困、艰苦环境中，建立起来自己的商业王国，可以听到那片厮杀、呐喊，和战鼓齐鸣的声音，证实商场即是战场。最后他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成就，凭吊当年的战绩时，我发现这本回忆录透露了他一生两个决定性的突围，足以使所有青年朋友，蓦然心惊。第一是他毅然的从黑社会突围而出，出狱后，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拒绝重返帮派，对一个血气方刚、彷徨街头的青年孩子来说，是一个严厉的考验（我曾经想过，假如换了我，我可能做不到），这要靠特殊的定力。如果当时他重新滑进了黑社会的泥沼，有一点可以保证的是，他到今天都不可能见到阳光。正因为他成功的抵抗了那么多诱惑，上天才给了他奖赏。第二个成功的突围是他坚守报关行小弟的工作，而放弃可能当船长的高薪、高位。“配额”这个行业里面充满了诈欺–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纺织配额，根本就是一个政府特设的诈欺行业，互相诈欺的结果，每个人的财富（甚至精神状态）都不能稳固保持。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诈欺世界中，小伙子沈庆京决定了一个可笑、可怜，而又奇特的战略，那就是他坚持忠诚。他成了一个在绝对不可信赖的人群里，惟一可信赖的人，这是他事业的起点。诚实，为他带来财富。他一生的事业，由此一念而起飞。
我们常听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重要的恩人。所谓恩人，就是益友，在你受到怀疑的时候，他信任你；当你迷惑的时候，他指点你；当你犯错的时候，他责备你；当你求救的时候，他伸出援手。在这本回忆录中，“鲍伯伯”对沈庆京的一生，占有绝对影响性的地位。一个人在社会上踉跄前行，绝不能缺少这种恩人或益友。沈庆京的生命中，如果抽出“鲍伯伯”，就等于一艘船没了罗盘，而沈庆京能够一再的声明他对“鲍伯伯”的感激，也正是他的气质，这气质使他建立了可贵的友谊，每一个友谊就是一个翅膀，也只有这种气质的人，才吸收这么多助力。
任何一种成功–只要它是成功，上自国与国之间的殊死战，下至炒一盘菜，都具备了两项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实力，一是运气。在回忆录中，我们读到沈庆京的实力和自信，不过，人生的道路是如此的崎岖，而又变幻莫测，面对成果的时候，如果完全依靠实力和自信，仍是一种危机。圣严大师在电视台主持一个节目，有一次，叫我去谈“如何处贫贱”。坐定之后，我提议可否改一下题目？他惊讶的表示同意。我认为贫贱人人会处，没有钱吃肉的时候，当然要吃素；没有钱吃米的时候，当然吃糠；一个小民，当然不会想去总统府坐坐。这是一种不用学习就会的适应能力！真正的困难是，一个人怎样处理富贵？人们只知道贫贱使人痛苦，却忽略了富贵不但可能吞食人的肉体，更可能吞食人的灵魂。中国有句警语：“富不过三代”，说明富贵不易。从沈庆京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有为有守。
有为有守固然困难，而决定什么应该“为”，什么应该“守”，更属一种智能，是非成败，定于一刻，小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尊严的榜样！
总裁狮子心
严长寿说：“识人本身有极高的难度，识人方法也往往有严重的缺失。官场中‘自己人制度’，往往是使自己失败的主因。当一个员工每天都迟到时，EQ教程不是申斥他，而是命他的主管每天早上打电话叫他起床！”
常言“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去年，我的女儿从大陆来台探亲，沿途经过很多困难和挫折。当我为她感到委屈时，女儿反而安慰我说：“出门就是要受苦的！”我脱口而出告诉她：“要记住，出门就是要享受的。”她呆了一下，想是被这个她从没有听过的观念所震惊。她那种错愕的面色，使我回想到前半生流浪时走过的颠簸旅程。出门，所以被中国人视为畏途，主要的原因是：旅途确实可畏。
我们不能想象，外地旅客来台北旅行时，竟会有下列的奇幻遭遇：
好比，你从遥远的成都到台北接洽一项巨厦的建筑工程，桃园机场下机，通关之后，推着行李到大厅，一个和颜悦色的年轻人前来迎接：“您是张三先生吗？我是某某旅馆的接待人员，请随我上车。”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你称奇，心想：“他怎么能在一秒钟之内就认出我？”然后在一辆宽敞的轿车上，接待人员一路解说：“欢迎您到台北来，从桃园机场到台北，需要四十分钟。从我们旅馆到您拜会的公司，只有二十分钟。”等我们的车子停在旅馆门口，早已伫立在那里的接待人员，打开车门，准确的唤出你的名字：“张三先生，欢迎光临！”立刻卸下行李check in，完全是专业化的速度。当接待人员引领你进入大厅，你发现这家旅馆根本没有柜台，更没有等候check in手续的旅客长龙，接待你的是一张喝咖啡的桌子，柜台主任请你坐下，原来所有的登记手续和表格，早已填好，你只要过目一下，签一个名就可以了。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柜台主任便亲自带你进入房间。在房间桌上，你会蓦然发现带有你全衔的名片，已整整齐齐的放在那里，和同样有你名字的信纸和信封，也早已分别摆在一起，更使你惊讶的是，一个倾斜带有灯光的绘图桌，已放在屋角。因为你是一个绘图员，几年前在一次住宿这家旅馆时，曾经要服务生找一张这样的绘图桌。然后你又发现，有一份台北市的地图，标出你开会会场的方向。
这样一连串奇妙的遭遇，过去只有在《镜花缘》这类小说里，才会出现。它是一个中国人所盼望，而又永不能实现的美梦。不过，这个美梦，如今，在一个中国人旅馆经营者领导下，已成现实。
七○年代开始，台湾新的现代化观光旅馆纷纷建立，每一家新旅馆，开始的时候，都有崭新的、引人入胜的风格，但是，一两年之后，它就沉寂了，换另外一家新旅馆兴起，建立另外一个更新的、更引人入胜的风格。同样的，不久之后，也再度沉寂。如此，一家家兴起，又一家家沉寂。使人怀疑：我们永远在追求现代化的设备，却不能保持现代化的人文精神。外国有百年以上的旅馆，这不仅仅指百年以上的硬件，更指有百年以上的人文气质的累积。
最简单的例子是：十年前曾经光顾过这家旅馆的旅客，十年后再度光临的时候，他会发现这家旅馆还记得他的名字及特别嗜好，一位十年前给他提箱子的那个服务生（可能已升为领班），仍记得十年前他来时的情景，现在为他再度提起箱子，欢迎他的归来，使他感觉到这就是他的家，使他享受到回家的温暖。而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人文累积。
使人震撼的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业问题，而是整体文化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像上述所说的成真美梦，中国人可以在一两个月之内，学习得精通非凡，但文化的停滞性，却使我们无法使美梦永续。中国人更有一个致命的观念：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问题是，像这种温馨、周到、体贴、关怀如家人的服务，绝不是钱可以购买到的。它是一种长期文化熏陶的艺术境界，中国人如果只注重创造奇迹，却没有文化熏陶，难怪再轰动的奇迹，不过一时。正因为这个原因，使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推荐严长寿先生的一本书–《总裁狮子心》。
严长寿曾经当过美国运通公司台湾分公司经理，现在则是亚都饭店总裁，他就是本文开始时所描绘的，使美梦成真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在这部《总裁狮子心》书中，他毫无隐藏的–甚至因此可能被抨击为自夸的把管理理念及管理实务，贡献给社会，这项理念和实务，不单限于旅馆业，而且更可以作为所有行业的规范，上至总统对国家的领导，统帅对军事行为的运作，下到一个三人公司的小店，或一人唱独角戏的单帮客。主要的理由是：他有能力突破和创造，还得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来使它保持下来。中国社会出了太多奇迹创造，只独少维持奇迹的能力，只因为没有这一颗永远追求完美的心。
其次，严长寿对工作伙伴的要求，也有一系列逆行的见解。像他对副手的选择。常人都希望找到跟自己性格相投、前瞻性一致的人，只有严长寿，他认为同构型太高的伙伴，埋伏着重大的危险，因为如果发生错误，便没有人从旁提醒。严长寿需要的是一个彼此能够互补的人，而不是一个听话的人。这不仅是有容人的雅量就可以办到，而更需要有卓越的胆识。因而，“识人之明”，是全书的中心点，也是每一个企业领导人成败的关键。
对领导者而言，“求才若渴”这个形容词似乎太简略，有些人为了寻找得力的助手，求助于星座，有些人求助于卜卦，有些人求助于神灵，有些人求助于堆积如山的小报告。历史上，从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求才、识人结果，往往落得相反的下场，使人浩叹！主要原因是因为，识人本身具有极高的难度！识人的方法也往往有严重的缺失。
中国官场文化中，最盛行的“自家人制度”，是最容易使自己事业败坏的主因，因为自家人会使自己丧失立场，更导致缺乏公平性。在一个没有公平的竞争基础上，不可能对人有正确的辨识。严长寿对考核制度的看法是：“考核不是洪水猛兽！”他认为，考核是主动的发现部下的缺点和优点。他更主张逆向考核，由部下考核主管。这不是群众斗争，而正是主管关怀和了解员工想法的最好方式，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沟通桥梁。例如：当他发现一个员工每天都迟到的时候，他的办法不是对他申斥，而是要他的主管，每天打电话到员工家叫他起床。当他发现旅客部的经理，英文不能应付自如的时候，就把他调到中餐部当经理，他的英文在中餐部反而是最好的，使他的缺点变成优点。
严长寿这本书不是经典，但它是经典的雏形，所以，本书可以称之为《领袖人才的EQ教程》！活到老，学到老，我高兴我能有机会透过这本书，领悟到很多东西，而大多数都是我不知道的，或是我所缺少的。
在本文开始所叙述使梦成真的人，正是身为亚都饭店总裁的严长寿，我认为他的经营管理不仅是效率惊人、服务精细而已，最可贵的是已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我认为中华文化的提升，要靠千万个像严长寿这样的人才努力！
公务员DNA
西方的伊索，写了一本智能的书：《伊索寓言》；两千年后，东方的王寿来，写了一本智能的书：《公务员DNA（基因）》，他是另类伊索。
“待晴日，奇书看罢，卧小窗，午睡听黄莺！”这是仙境！人生最大的享
受。
然而，犹如奇人难求，奇书同样也难求！古时出版品不多，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二十世纪，奇人不少，奇书却只不过寥寥几部。二十世纪开始，全世界书籍每天以十万册的速度成长，事实上已到了“书满为患”的程度，连二十岁的嫩草，都出书指导人生。要想得到奇书，困难度可以想象，而就在这茫茫书海中，我纵身一跳，抓住了《公务员DNA》。
流行文化有耸动性，最近流行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一时成为奇句。叛逆性强烈的年轻人，立刻找到理论根据，称心快意，“爽”了又“爽”之余，才发现这奇句原是一个诡异的陷阱。奇书不属于流行品，它充满了营养，却不板着面孔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几句或几段简单的话，就像棒喝一样，引起震撼：“即令你喜欢，也不是什么都可以。”
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因为绝路往往是人自己造成，假如你是一个官，则不管官大官小，绝路就更是自己造成。我向来怕和官打交道，有一种“灭门知县”的恐慌，也有一种“三大难看之一”的反感–一个差役辞职，官老爷问他原因，他说：“我受不了“三大难看”，一是犯人的屁股实在难看；二是女尸的下体，实在难看；三是每天上班，您大老爷的嘴脸，实在难看！”
想不到时至二十一世纪，民主自由社会中，官场如故、官性如故、官老爷难看的嘴脸也如故。升斗小民是不是走上绝路，大都由官老爷做主，而官老爷自己的前程，事实上也仍是他们自己做主，上帝不会做主。王寿来严肃的告诉充满帮助弱势小民意愿的年轻同僚说：“你的路会走得长！”这是一句赞赏，也是一句真理。其实，任何一位官员，“只要你迈步，你的路就永远在你面前展开，而且是向上的路、平坦的路！”问题是多少人一旦当官，便倾全副心力做一名巧官，绝不肯为人真正解决问题──事实上，为民纾困，正是为政府纾困，更是为自己纾困。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只能有非常之才的朋友，才能洞悉和执行。
成功所以灿烂，因为成功可以累积，任何人都不能凭空创造出伟大的成功。“白手起家”之难能可贵，就在于起家过程中，一路艰辛。王寿来先生介绍《大河之歌》，使人深思。这是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写的一首诗，他把人生看成山上积雪，融化为静静的小溪，或喧哗的飞泉，汇成滚滚大河，奔腾入海。海水被烈日蒸发，再化为浮云，重返山岭，降下积雪，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五十年来，每逢赫斯特的忌日，全美千百家赫斯特系报纸，都会刊出这首诗，使人看到无数尊严的心灵。
美国是站在时代尖端的国家，不断在变，一般人都注意到他有所变，未注意到他有所不变，我们的社会却认为无一不变，把国家的伟大民主成果，或个人的一点点米粒成就，完全认为是自己一手主导的奇迹，一概否定前人或别人，一切都从自己开始，造成以自我为中心的陀螺旋转的性格，经验无法累积，永远只是一个旋转中的陀螺，一旦能源耗尽，就倒地不起，深陷在惊惶四顾的短小格局之中。
建立饮水思源和感恩图报系列的情操，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其他动物的高贵品质。《大河之歌》响起之处，正是感恩号角之声响起之处。只有聪明得冒泡的人，才认为自己可以断裂历史，创造过去。“吃果子拜树头”一文，正是这种呼应。
另一个千年以来“得”“失”迷思，王寿来给了我们全新的思维。超级务实、超级功利性的中华文化，对“得”与“失”的认知，十分混乱。以致产生“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了亏还硬说是占了便宜）的酱缸价值，和“有失才有得”（出一根红番薯，定能套进一头笨猪）的酱缸逻辑，使人在受尽欺凌之后，不但不敢愤怒，反而仍念念不忘要占对方的便宜。实际上，只不过永远只记得他的“失”，用来自怜或乞怜，却不会想和不敢说他的“得”！所以我们最多听到的是人如何抱怨他的工作，而很少听到人说喜欢他的工作！华人文化使我们坚信：如果我说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便没有身价。
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否则，我会露出我浅陋的弱点，就全盘输给王寿来！
西方的伊索先生，写了一本智能的书：《伊索寓言》；两千年后，东方的王寿来先生，写了一本智能的书：《公务员DNA》，他是另类伊索。
十字架上的校长
当我们看到张夫人带着六个稚龄的子女，站在海边，打算母子同时一跃而下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捶胸叹息。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至迟从二○年代起，便进入巫蛊时代。四○年代时，国民党退守台湾，把称为“白色”巫蛊带入本岛，等待英明领袖，随意生杀凌辱。此处所说“随意”，并不周延，有一则美国的幽默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间公司的大老板，把人事部主任叫来，吩咐说：“我要你立刻把杰克逊开除。”
人事部主任问：“他犯了什么错吗？”
大老板说：“我怎么知道，那是你的事！”
所以，对人事部主任而言，绝不是“随意”，他必须刻意的进行他的罗织专业。
这项小幽默，不过是商场有钱大爷的干法，敲碎一个人的饭碗而已。如果是革命家的干法，人事部主任就是特务头子，动作就大了。在台湾，就是警备司令部或调查局。不论大小政治案件，都要经过人事部一系列有秩序的流程，而且铸成了一定的模式。那个被套牢的杰克逊，当然不知道他所犯的罪，特务就必须帮助他制造记忆，每一鞭至少会制造一个记忆，鞭鞭见血，血痕编成“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的“自白书”，自白书遂成为多种颜色巫蛊时代中，最重要的致命武器，甚至于是惟一的致命武器。
一九四九年，澎湖，山东烟台联合中学总校长张敏之先生，和邹校长以及很多同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而特务更进一步的迫害他们的家属。
当我们看到张夫人带着六个稚龄的子女，站在海边，打算母子同时一跃而下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捶胸叹息。那些特务们，并没有要杀她，但是却用无情的手段，逼她们自辱自尽。
最具有戏剧的一幕，是当时的蒋中正总统，听到这场冤狱时的表演，他是那么样的惊讶，要求给他一份详细报告。“英明”的领袖，再一次显现出他的“英明”，并为他给人一分希望而沾沾自喜。这是大老板倾耳静听杰克逊申诉时，所端出来的嘴脸。蒋中正在给了张夫人一线希望之后，结局在意料之中，他仍批准枪决，因为他不能惩罚遵命行事的人事部主任。
山东烟台联中的学生、张敏之先生和邹校长被杀，揭开白色巫蛊恐怖登陆后第一场演出，以后，继之而起的被屠、被囚冤狱，和更多的家属，在蒋家政权下，永远不能昭雪。
然而，一九八○年代，台湾发生了一场看不见的宁静风暴，蒋家政权崩溃，白色恐怖结束，一个母亲不再长夜哭泣的时代，终于来临！
看了张夫人的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后，我崇拜张夫人，她用五十年之久的时间，和邪恶奋斗，所付出的痛苦，使人不忍细思，而这正提供了我们一个尊严的榜样，一个战胜巨大邪恶势力的尊严的榜样，她表面上低头折腰，内心永不屈服！
五十年之后，张敏之夫人、公子、女公子，重回宝岛，使我们深信，天下没有终结不了的暴政。比较起来，我自己所受的那点苦难、拷打和监狱囚禁，又算什么？写到这里，我忽然回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报纸报导说：“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保安部破获匪兵运机构，党羽百余人均一网打尽。”“对叛徒绝不宽容！”这正是山东烟台联中的那次师生集体处决！当时，我竟然全部接受。认为主角张敏之既然亲口承认罪行，一定真实。想到这里，不禁自己尖叫起来，汗流浃背。
千斤冤酷出海底，一片丹心争日光！感谢面前这个民主自由时代，祝福所有为争尊严、争人权，而奋斗不懈的人！
曼德拉
政治冤狱之荒谬性和无耻程度，各国皆然。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没有攻治犯的世纪，直到永远。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一开始就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
狄更斯所指的是十八世纪大革命的法国，而今，我们发现二十世纪的世界，更适合这项描绘。如果拿来对比，二十世纪的动荡，更惊心动魄，使很多人哀伤：“不幸生在这个时代！”也使很多人鼓舞：“有幸生在这个时代。”
二十世纪创造出来的奇迹，达到人类进化史的高峰，而且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政治。但政治奇迹的感受，却是如此的普遍和直接，其威力无与伦比，不管高兴和不高兴，在二十世纪中，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制独裁政府，都被摧毁。问题在于，每一个专制独裁政府，毫无例外的，在被摧毁之前，总有一阵垂死挣扎，所以，二十世纪的政治犯，数目百倍于往昔。然而，随着人民的觉醒，和国际公理的伸张，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最多政治犯突破网罗，登上国家领导人高位的时代。狄更斯所指的双城领域，只有拿破仑一人升起，而他是一个军官，与政治无关。二十世纪不然，迄目前为止，就有波兰总统瓦文萨、捷克总统哈维尔、南非总统曼德拉，他们都是旧政府欲杀之而后快的叛徒。而曼德拉尤其传奇，他被囚禁监狱的时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却几乎一出牢门，就直接走上总统宝座。
各国政府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似乎都会选择一个岛屿，国人对台东外海火烧岛的印象，一向深刻，而南非则有罗本岛，为的是容易防范囚犯逃亡，以及狱外人士救援。但执政者对付政治犯的方法，则各有千秋。南非是英国系统的殖民地，政府对人民的迫害，都透过法治程序：他们用法律禁止黑人跟白人混合、用法律禁止黑人离开他的居所或村落，法律纯粹成为压迫的工具，而不是伸张正义的工具。可是也因之养成朝野官民一种对法律的敬畏情操，当罗本岛监狱一位军官挥拳向曼德拉扑上来，曼德拉冷静的警告他说：“如果你手指敢动我一下，我将把你带到最高法庭，而当我与你在法庭上一决高低之日，你将会一贫如洗。”那军官惊异的呆在那里。这使我回忆火烧岛上一位香港商人，他向调查局调查员要求律师在旁时，特务们对他竟敢懂得法律，并竟敢使用法律，大怒若狂，立刻施以暴打。曼德拉当选总统后，南非国家机构之能像过去一样，正常运转，正是法治已深入人们骨髓。
然而，政治冤狱之荒谬性和无耻程度，各国皆然。曼德拉叙述政府的主要证人–开普敦大学政治系主任安德鲁·默里，指控“非洲民族议会”所有文章，包括著名的《自由宪章》在内，都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曼德拉对此有精彩的叙述：
“伯兰格（曼德拉的辩护律师）说，他要对默里读几段来自不同地方谈话，请默里鉴别一下这些话是不是含有共产主义思想，伯兰格随即指出上述讲话是南非前总理马兰博士说的。接下来伯兰格又续读了两段话，默里都断言是共产主义式的语言。事实上这两段话，分别出自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罗·威尔逊口中。下面出现了高潮，伯兰格又读了一段话，默里毫不犹豫地把它归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伯兰格宣布，这段话是默里教授本人三○年代的杰作。”
台湾政治犯朋友和广大的家属群，对这种荒谬证词和无耻判决，一定不会陌生。曾有人被控“为匪宣传”，在谈话中谈到中共兴建了长江大桥，但消息来自国民党《中央日报》，军法官判决说：“报纸是让你看的，不是让你说的。”又有人被控于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时，高唱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正式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军法官判决说：经过调查，《义勇军进行曲》是‘共匪’国歌。”而《义勇军进行曲》之成为中共国歌，乃一九四九年，被告唱歌十二年之后的事。
曼德拉对任何一种决定，即令在狱中，也坚持和高层干部讨论，如果有异议，他就说服，不能说服，他就放弃。我常听到一些政治犯发飙时说的一句话：“我在牢房里时，你在哪里？”这是酱缸特有的“婆媳文化”产物，一定会发展成为另类专横。曼德拉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反抗成功，而在于他始终掌稳了舵，和反抗过程中恪遵民主规则，这才是成功以后不致自我膨胀的原因。
在曼德拉这个巨人面前，我这个政治犯微不足道，他坐了二十七年四个月的牢，我只不过坐了九年二十六天，他只是没有受到酷刑，我则右膝残伤。虽然他当了总统，我依然如故，继续当一个作家，但他追求的黑白平等，和我追求的创作自由，都获得实现，我们同样的充满喜悦，对上苍的赐福和全民的努力，心怀感激。环顾四周，有许多政治犯血染法场，壮志未遂，有许多政治犯被吓破了胆，正在崩溃边缘，有许多政治犯仍陷于原来的恐怖之中，朝不保夕，使我们更觉得自己好运，能目睹改革的实现。
缔造民主，比缔造专制独裁困难得多。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开始没有政治犯的世纪，无论中国或外国，政治犯永不再现。
隋唐宫廷
隋?唐?宫?廷中国宫廷实际上是一座酥胸大阵，酥胸，在政治权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宫廷里每一次美女的笑声，可能都是小民一次哀号!
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肮脏、最淫乱和最黑暗的地方，里面只有皇帝一个男人，他为了发泄性欲，用政治力量，遴选天下最漂亮的女人，集中在一个大围墙(皇城)里，由他兴之所至，想怎么乱搞，就怎么乱搞。传统学术思想中，没有人权观念，更没有女权观念。在男人眼中，女人不是人；在皇帝老爷眼中，女人就更不是人，而只是他陛下一人包下了的娼妓。宫廷之内，皇帝担任的是大嫖客角色，也担任随时都会翻脸无情的杀手。政治权力一直为帝王服务，儒家学派同时也一直为帝王服务–为帝王们这种六亲不认的淫秽兽行，提供理论基础。五经之一的《礼记》里的《婚义》篇，硬性规定帝王们除了一位大老婆皇后外，还应该拥有小老婆群。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鼎盛时，小老婆群至少有一百二十人，包括第一级夫人三人，第二级嫔九人，第三级世妇二十七人，第四级御妻八十一人。–凡是帝王，都喜欢并崇拜儒家学派，这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只因儒家学派的主张，每一样都使当陛下的老爷或小子，从心理上到生理上，都发麻般的舒服，连随便奸淫妇女，都能制造出一种庄严的画面，使它灿烂夺目。像三位夫人的职责，竟是”坐论妇礼”，九位嫔的职责，竟是”掌教四德”，俨然神圣不可侵犯，其实不过供大家伙床上娱乐罢了。帝王既然龙心大悦，誓死拥护儒家于上，摇尾系统自然如疯如狂，誓死拥护儒家于下。这种情形，到了公元后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隋王朝宫廷，和七世纪中至十世纪初唐王朝宫廷，更变本加厉。小老婆群的位号和人数，花样翻新，艳香扑鼻，使当权的皇帝老爷，心花更是怒放。隋王朝第二任皇帝杨广时，他的小老婆群共分二十级：第一级贵妃，第二级淑妃，第三级德妃，位比亲王。第四级顺仪，第五级顺容，第六级顺华，第七级修仪，第八级修容，第九级修华，第十级充仪，第十一级充容，第十二级充华，位比宰相。第十三级婕妤，位比部长。第十四级美人，第十五级才人，位比省长。第十六级宝林，第十七级御女，位比厅长。第十八级采女，第十九级承衣，第二十级刀人，位比县长。唐王朝宫廷小老婆群的编制，更加伟大，另有不同，初期：第一级惠妃，第二级淑妃，第三级德妃，第四级贤妃，位比亲王。第五级昭仪，第六级昭容，第七级昭媛，第八级修仪，第九级修容，第十级修媛，第十一级充仪，第十二级充容，第十三级充媛，位比宰相。第十四级婕妤，位比部长。第十五级美人，位比省长。第十六级才人，位比厅长。第十七级宝林，位比郡长(太守、知府)，第十九级采女，位比县长。–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女士，她最初在皇宫中的地位是第十六级才人，低微卑贱，连皇帝的金面都难得一见。皇后倒是可以见的，每天都要战战兢兢，排队排班，前往参拜问安，跪在地下，不教她抬头不敢抬头，不教她站起不敢站起。可是，到了第九任皇帝，有名的唐明皇李隆基时，继承了皇帝特有的乱伦特权，于745年，把儿媳杨玉环女士按到床上，来一个霸王硬上弓，收归己有之后，封她贵妃，于是小老婆群又有变动：第一级贵妃，位比亲王，第二级惠妃，第三级丽妃，第四级华妃，位比宰相，第五级芳仪，第六级芬仪，第七级微仪，第八级昭仪，第九级修仪，第十级充仪，位比部长，第十一级美人，位比省长，第十二级才人，位比厅长，第十二级尚宫，第十三级尚仪，第十四级尚服，位比郡长(太守、知府）。皇帝老爷就利用这些密密麻麻的位号，控制小老婆群，使那些如花似玉的女儿们，没有第二个选择，只有全神贯注地使出浑身解数，包括种种自辱人格的行动，和恶毒的陷害别人的阴谋，去博取那个唯一的男人的一次之欢，以求升迁，最终的目的当然是皇后宝座。于是，激烈的”夺床斗争”，就跟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斗争一样，凶恶惨烈，杀机四伏，宫廷中充满了失败者所遭受的沉冤血腥。而这些，升斗小民们不知道，儒家系统的史笔，根据”为尊者讳”原则，沉冤血腥全被掩没，粉饰出的面貌，是一副太平盛世。贵阁下有没有看过电影电视上的古装宫廷剧?皇帝老爷都是忠厚可亲的家伙。同时，在宫廷中，一位美女的沉冤血腥，正是另一位美女的胜利崛起，新当权派就踏在旧当权派尚未凝结的血泊上，欢欣歌舞。我们听不到哭声，而只听到欢欣歌舞。在隋唐王朝宫廷中，最可注意的有两位人物。一是隋王朝的杨广先生，是一个典型。他有绝顶聪明和绝顶能力，所以隋王朝钢铁般的江山，任何人都推不翻的，他只消十年工夫，就把它推翻。大多数男人都是性的奴隶，杨广尤其厉害，他跟一条发情的公狗一样，唯一的兴趣就是跟越多越不嫌多的美女上床做爱。另一位是武?女士，也是一个典型，属于两栖动物，最初以女性的身体当皇后，最后以男性的身份当皇帝，她发动的夺床斗争，凌厉可怖，忘恩负义，心狠手辣。她对中华文化最大的斫丧，是明目张胆地用特务(酷吏)治理国家。这两位人物都付出他们的代价，杨广被绞死，武?被气死(也可能是被闷死)。但是他们都把他们领导的政权，连根铲除，更引起千千万万人民死亡。他们固然满身罪恶，但陷他们于罪恶而不能自拔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宫廷实际上就是一座酥胸大阵。西汉王朝末年的宫廷，小老婆群和宫女数目达四万余人，隋王朝宫廷的小老婆群和宫女，数目更多到无法统计。杨广在天下名胜地方，都有行宫，每一座皇宫都建筑在千万小民的尸体和眼泪上。唐王朝宫廷小老婆群和宫女的数目，也不断增加，终于增加到使小民的纳税钱不堪负荷，群起抗暴。构成酥胸大阵的，有两大支柱，一是如山如海的美女，一是位卑权重的宦官。隋王朝亡于美女太多，唐王朝亡于宦官权力太重。宦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丑陋的产品之一。儒家系统的大亨大师之辈，很少敢于攻击宫廷的美女如云，因为那妨碍到皇帝老爷的兽欲横流。不但很少攻击，有时候还媚态可掬的，用正式公文书(奏章)，要求皇帝老爷努力增加小老婆群的人数。同时，也从不敢建议取消宦官制度(偶尔的只敢攻击宦官的个体)，宦官是小老婆群的副产品，目的只在防止那些貌如天仙，红杏出墙。如果有谁要求取消，怎么，教俺当皇帝的戴绿帽呀，就要人头落地。隋王朝属于瓶颈政权，它的任务只在结束大分裂时代烂摊子，和引导唐王朝出场。唐王朝是中国最伟大的王朝之一，只有秦王朝、两汉王朝和早期清王朝，可以跟它媲美。但它无法摆脱宫廷的荒淫、杂交和暴虐。包括唐王朝在内的中国帝王总数，共五百六十人中，只不过产生五位伟大帝王，其他的帝佬帝崽，大多数都被酥胸大阵埋葬。我们佩服许啸天先生把隋唐王朝宫廷，写得如此详尽。宫廷是蛇蝎之地，一旦泄露”禁中语”，即令他是皇亲国戚，也要处决，所以外界所知的，寥若晨星。但纸永远包不住火，正史上关于这一部分的资料，可靠性很低，”讳”的恐惧使他们如此，必须靠野史的帮助，而野史又往往流于”想当然耳”。许啸天从如此贫瘠的混乱史料中，发掘出宫廷内幕，是一件沉重的工作，也是一件伟大的贡献。事实显示：”酥胸”在政治权力中枢，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敏锐地影响全国小民。宫廷里每一个美女的笑声，每一次皇帝的喜悦，和每一次淫棍娇娃的踌躇满志，我们应了解，可能都是升斗小民们的一次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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