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与各种设想
这里有几个调查数据：一份《北大民意测验》表明，在被调查的500多选民（理科258人，文科224人，研究生53人）中，对国家政治生活“很关心，积极参加”者占47.3%，“不十分关心，但积极参加”者占45.2%，“不关心也不参加”者仅占5.6%。[70]——这显然是关心、参与政治程度较高，政治意识较强的一代人。
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问及“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时，有10位的回答是：“民主改革”（“建立完整的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民主的法制化”，“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显然是关注的重心。
《答辩会选民问条分类统计表》中，“竞选人个人情况”占第一位，占第二、三位的就是“民主与法制”、“社会政治制度”问题。[71]如“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我国现在是否存在被剥削现象？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否与工人阶级相异化？”“为什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出现个人迷信的问题？都出现接班人的问题？”“你是否认为今后的阶级对立将产生于官僚主义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对我国现今社会进行阶级分析？这些阶级之间关系如何？”“在日本、美国，你骂总统，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自由的，可我们就没有这种自由，这不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自由吗？”“中国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半文盲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放松中央集权能够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你讲到军队只能对宪法负责，但军队只是一个工具，它怎么能独立呢？谁掌握军队，谁才能掌握国家，请把军队的领导问题讲清楚”，“应该由党领导军队，还是政府领导军队？”“你是否关心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社会主义国家工农为什么不能平等？你认为合理吗？”“在当前政治、经济条件下，你认为民主改革是否应有某种限度？如何判断和估计这种限度？”“‘党领导一切’与‘民主’是否相互矛盾？‘领导一切’不成了‘党主’（与‘民主’相对而言）吗？”“你认为宪法是否应该写上指导思想？如果要，那么全国人民都要统一的思想吗？如果不要，会不会思想混乱？”“现在普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钱还是民主？”“请解释前一个时期提‘四个坚持’是否起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是否把十年动乱后人们稍微放松了一点的思想又抽紧了？”“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共产党对政府也应绝对领导吗?”“文艺是否应脱离党的领导而独立存在？而不仅仅作为政治的附属品？”“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会是党的傀儡？应如何改革？”“你不认为党会在87年再反一次右，96年再来一次大斗争，2006年再作一次深刻检讨，号召实现八个现代化吗？只要是一党专政就不可避免吗？”对四人帮的审判“感情高于法律”，“没有很好地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态度进行审判”，违背了《刑法》有关“与被告人有关系的人不能作为审判官”的规定，“由法庭处理党内斗争”，“开了随意解释法律的先例”，审判“本身也破坏了法制，你承认这一点吗？”“如何切实保证新一代的充分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等等[72]——这些提问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
正是在这一代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群体性关怀、质疑、思考、探索的基础上，竞选人提出了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设想。几乎所有的竞选人都认为，急需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以“高度集权化”（垂直、单向控制；行政式干预；缺乏有效监督）和“高度一体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对整个社会实行严格控制）为特点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一方面，“还权于民”，全面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73]同时把政治体制引入“一个富于弹性、善于自我调节的政治民主轨道”。[74]
依据前述和平、渐进的改良路线，竞选人又在不挑战共产党执政（领导）地位的前提下，[75]提出了一系列“分立”、“分离”、“分权”、“分解”为原则的改革方案[76]。
其一是有步骤的、全面的“分权”：（1）“建立和改善党内民主制”，实行党内“分权”（“废除个人集权制，成立中央委员会、检察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三个独立机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保障党内外言论和出版自由”）。（2）“实行党、政分家”（“首先在经济组织中取消党委负责制”；“取消党委对同级政权机关的直接干预和领导，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党团来体现执政党的作用”；“实行基层党务工作专业化，高级党务机关工作经费要用党员交纳的党费开支）。（3）“在政府内部实行分权制”（“政企分开”；“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舆论独立” [77] ；军队中立，“不得直接干预政治”）。[78]
其二是有步骤的全面“赋权”。除“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79]之外，还有“实行社会群众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科学文艺社团）的民主自治”，“实行地区的民主自治”，“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反馈”。[80]
3、经济改革的讨论与设想
张炜提出了不同于胡平、王军涛等人的另一条思路。[81]
他提出：“用牺牲‘民主’来求得暂时的稳定和繁荣无异于作茧自缚，这种繁荣不属于人民，而且肯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可是，“的确有不少试图施用‘民主’政体的国家，都出现了社会的混乱和经济的停滞”，我们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由此，张炜提出了“民主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这一基本观点，以此作为他思考中国改革的基点。首先，他指出：“不同国家的人民和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是不同的”，绝不能“否认这种历史的‘时间差’”；“几十年来，我们吃尽了照搬各种‘模式’的苦头”，因此，他提出对“只懂得西方民主模式而不懂得中国民主进程”的改革者应有所警惕。其二，他又强调：民主化进程是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这个条件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教育制度”。他问道：“个人、企业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怎么可能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没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人们又怎么能去很好地掌握这种权利？”他的结论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一个统一体”，“经济的民主是内容，政治的民主是形式”，“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显然，这是一个“以经济发展、经济实力、经济民主、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和中心”的发展思路。
他反复申说一点：“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情况负责任地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措施，否则不仅不能争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反而会带来动荡和倒退”；“我们要努力寻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点（他在文章里指出，工人农民“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的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利”；这样的看似“浅近的目标”却是中国的改革必须首先满足的，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客观制约条件），并分清将来能办的和现在就办的两类事情。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只会给少数新贵族以投机的可能”。[82]
张炜的“经济改革中心”和胡平、王军涛等的“政治改革优先”，代表了对中国改革道路的不同设想；[83]但张炜所强调的要“充分保障工人、农民，大多数老百姓的经济利益与民主权利”，警惕“新贵族”的争夺利益，以及“注意改革的切实可行性的务实态度”，也反映了1980年校园竞选的共同追求与精神。而张炜视为基础与中心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包含了“经济民主”、“经济利益的分配”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说，1980年校园竞选中提出的经济改革设想中，主要包含了三方面的诉求：（1）反思“计划经济模式”，要求建立“健康的市场机制”，推动“完善的商品经济”，“用价值规律调节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2）“分权”，改变“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一是向企业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建立企业法人所有权；二是向“地方”分权，“国家对地方和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向指导计划过渡”。[84]（3）推动“经济民主”。如“各级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职工代表大会掌握企业自主权”；“职工自由选出工会，代表职工的个人利益，它与董事会一切磋商谈判工资、福利等问题”；“劳动力自由流动，成立职业介绍所”；“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等等。[85]
4、“一切为了人”
这是北大竞选中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率先提出者夏申有如下说明:
“改革的起点和动力是人，改革的归属点和目的也是人。现在的中国人，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感受社会的压抑。他们渴望经济上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思想上的自由发展。他们的要求是全面的，只有社会整体的改革，实现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提出的“整体现代化”的概念，反映了前文所说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的要求。而将其归结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点睛之笔。几乎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主旋律，就是“一切为了人”。贵州大学哲学系1978级学生罗布龙在其“竞选宣言”中提出“人，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86]，这样的南、北呼应，边远地区和中心地带的相互呼应，绝非偶然，它是80年代人道主义的时代思潮在年轻一代的心灵回应。它的提出，承载了历史的反思：“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着（一种说教）：为了革命，为了未来，为了社会－－，为了这一切，人们（必须）牺牲了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情感，他们广泛的生活欲望。为了这一切，人们心甘情愿地被铸造成和自我改造成一个革命的工具。人们为了自己不是一颗闪光的螺丝而惭愧，为了自己某种享受的欲望而内疚，为了人性的自然流露而自责。然而人们最终还是要问：革命，未来，社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只应是为了人，首先是为了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且人们终于懂得：“放弃了当代人的发展和幸福，鼓吹为终极目的牺牲现在的利益，是对人的一种愚弄”。
可以说，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它确实与发源于北大校园的“五四启蒙运动”遥相呼应。于是，就有了对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质疑”。
首先要问的是：“当我们的卫星升上高空漫游的时候，广大农民正使用着中世纪的镰刀和石滚；当我们的导弹飞越数千里堕落太平洋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率竟落在印度的后面。这种农轻重、国防、科研各方面严重不平衡的畸形结构，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更要追问的是，“产生（这样的）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我们在‘四化‘中正好找不到人的位置，‘四化’口号恰恰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人，忽视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标——人的需要”。“人是物的主宰，但在这里，人却要为物的丰富而生产；‘四化’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手段，而我们却在为手段而奋斗”，“既然人的需要被忽略了，那么，生产人民需要和消费资料的部门——农业、轻工业也很自然要被忽视，从而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
结论只能是这样：“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的多少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平均每人得到的物质产品数量，也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根本标志”，“忽视了社会体——人的‘四化’口号，绝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经济目标”，“小康社会并不等于现代化”，因为“小康社会不等于小康之家”，“小康之家才是人民生活的富足”，而这也“只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而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善于思维，精神需求，创造性劳动等等仍受忽视”。因此，无论是“四化”，还是“小康社会”，都“不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经济目标，也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社会目标”。[87]
这些话抓住了要害，其批判锋芒直指“四化”、“小康”之类口号背后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和改革路线。这里所指的“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以后中国推行的“单一的经济改革”，都是这条“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改革路线的外在表现。
问题正是在这里：是推行“全面的改革”，实现“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以“富国强兵”即以“国家的物质的富有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发展目标，推行单一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新的对人的奴役：分配的两极分化，人民民主权利的继续被剥夺，以及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结语：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中国改革的“决定性的逆转”，发生在1980年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报告，提出：经济方面的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在政治方面，也是“要后退，而且要退够”。“退”到哪里？退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也就是要用专政的手段来维护“一党专政”。邓小平一方面宣称党内只是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并且“已经在陆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另一方面，又将所谓“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定性为“敌我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宣布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88]
从此，中国的改革就从两方面开始根本后退，一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本已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悬置，把人们所期待的“全面改革”、“整体现代化”变成单一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片面的经济改革”；一是将民间的社会民主运动完全排除，历史又错过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变成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以“富国强兵”，巩固“一党专政”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改革运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失去了底层民众、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社会监督，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这才是真正致命的。
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样的精神下，1980年的校园竞选自然也是少数“自由主义分子”“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遭到根本否定。接着而来的是1981年4月开始的对民间刊物负责人的大逮捕；北大选举的唯一当选代表胡平，也长期不予分配工作，遭到了封杀。
对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也是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一种伤害。可惜的是，仍然在坚持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党内改革派，以及主张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在邓小平及党内极“左派”镇压社会民主运动时，他们令人痛心的沉默甚至是默认了。1980年中国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所提出的中国改革的诉求、目标与路线，虽然被拒绝与践踏，但它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中国改革的日程上。
*《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田园书屋（香港），1990年出版）
【注释】
[1]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1998年6 月15日。
[2]“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2－267页，田园书屋（香港），1990年出版。
[3]参看“北大一分校竞选运动纪”，“中国人民大学竞选运动概述”，“北师大竞选大事纪”，“北京师范学院竞选运动纪”，“中央民族学院竞选运动纪”，“清华大学竞选简况”，“北京钢铁学院竞选简况”，上述文献均收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
[4]其中有上海傅申奇、徐邦泰，贵州的黄翔，韶关的钟粤秋，河北的王屹峰，北京的龚平、何德甫等。参见《篮子自传》。
[5]《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4页。
[6]房志远，“对竞选运动的总结”，《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第3、4、7、8页。
[7]关于1957年的北大“5.19民主运动”，可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8]见“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81页。
[9]再过18年，即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当北大人试图恢复历史的记忆与传统，将1957年“5.19民主运动”中的大字报重新公布，编印成书时，将其命名为《原上草》，这当然不是偶合。
[10]这一说法是中共党史研究权威胡华在1980年10月《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率先提出的。
[11]“中国人民大学竞选运动概述“，《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16页。
[12]“北大一分校竞选运动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67页。
[13]“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80页。
[14]“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5页，256页。
[15]“中国人民大学竞选运动概述“，《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17页。
[16]“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67页。
[17]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32页，33页，3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18]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2页，93页。
[19]王军涛，“竞选宣言”，《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2页。
[20]据相关的候选人介绍，分别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页，78页，115页，133页，171页，204页，215页。
[21]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现象：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使“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初期涌现出来的“民间思想者”发生分流，一部分进入大学体制，随后发动了校园竞选运动，另一部分则以“民主墙”与民间刊物为阵地，坚持体制外的社会民主运动。历史证明：这两部分力量是殊途同归的。因此，在北大竞选中当选民问到“对魏京生一案持何看法”时，王军涛、房志远等都旗帜鲜明地断定其为“错案”、“冤案”。见《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在答辩会上也有选民提出质问：“邓小平同志说过，魏金生案是判重了，但为制止这股风就要判重些。还有没有法律？”见“答辩会选民提问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9页，272页。
[22]“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6页。
[23]“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8页。
[24]“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12－214页。
[25]以上所引王军涛关于“文革”的分析，见其“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8页，97页，93页，94页，95页，98页。
[26]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6页。
[27]以上有关房志远对“文革”的看法，见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怎样评价毛泽东？”，《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67页，168页，159页，166页。
[28]“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0页。
[29]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67页。
[30]“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75－277页。
[31]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08－109页。
[32]以上关于毛泽东的分析，见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房志远，“怎样评价毛泽东？”《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08－109页，110－111页；156页，159－160页。
[33]“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8页。
[34]“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2页。
[35]房志远，“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制”，《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25页，136页，139页，140页，141页，142页。
[36]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3页。
[37]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3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38]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8页，24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40]夏申，“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一切为了人”，《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01页，178页。
[41]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6页。
[42]房志远，“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43页，144－146页，150页。
[43]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53页。
[44]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再论’阶级‘的发展”，《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67－168页，172－173页。
[45]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7页。
[46]胡平，“竞选宣言”，《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0页。
[47]以上胡平的论述见其“论言论自由”，《开拓――北大学运文献》，53页，52页，62页，75页。
[48]张炜，“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23－124页。
[49]“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05页，206—207页，208页。
[50]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论整体现代化之二”，《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84－185页。
[51]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40页，241页。
[52]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杨百揆，“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63页，211页，163页，210页，163页。
[53]胡平，“论言论自由”，《开拓――北大学运文献》，57页，71页，76页。
[54]张炜，“致选民书”，《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7页。
[55]“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8页。
[56]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4页。
[57]胡平，“竞选宣言”，《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4页。
[58]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
[59]房志远，“论思想解放和民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52－153页。
[60]“答辩会选民提问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70页。
[61]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4页。
[62]胡平，“竞选宣言”，“论言论自由”，《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5页，32页。
[63]房志远，“论思想解放和民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51－152页。
[64]“北大民意测验表”，《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7页。
[65]“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8－259页。
[66]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5卷，438页，43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67]“1997年北京市人民检查院分院起诉书”，《魏京生假释以来言论集》，183－184页，民主大学出版社，1996年。
[68]“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7－258页。
[69]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6页。
[70]“北大民意测验”，《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4页。
[71]“答辩会选民问条分类统计表”，《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1页。
[72]“答辩会选民提问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70－284页。
[73]夏申，“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94－195页，197页。
[74]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6页。
[75]张炜，“致选民书”，《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7页。
[76]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夏申，“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页，196页。
[77]在竞选运动中，经济系、法律系、国际政治系部分学生还发表了“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书“，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草案）》，见“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8 页。
[78]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4－87页，23页。
[79]王军涛专门拟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并写了说明，提出全国人大应是一个“工作机关”、“民意机关”、“政治公开机关”、“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张，还提出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共和国主席间接选举的方案。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9－107页。
[80]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41页，86－87页。
[81]“北大民意测验”表明，500余名被调查者在回答“你希望什么样的人当选为北大选区的人民代表”时，有34.6%选择“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的人”，18.5%选择“主张温和的社会改革的人”，17.8%的选民则选择了“积健（积极而稳健）派”，9.4%选择“政治色彩不强烈的人”。最后当选者胡平属于略显温和的激进派，居二、三位的王军涛和张炜则分别是“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代表，而经过两轮选举，他们都没有过半数，且选票非常接近。
[82]张炜，“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9－123，127页。
[83]“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对竞选中发生的所谓“务实”与“务虚”之争有一个概括：“争论是围绕着竞选活动是应该讨论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问题，还是学生实际问题；对长期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是应该大改，还是根据实际条件（工农觉悟）小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孰先孰后；当选代表的主要条件是敢于为人民讲话，还是老练、稳重，能为选民办实事等问题展开的”。《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7页。
[84]张炜，“致选民书”；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7页，184页，185页，88页。
[85]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85页，184页，89页，185页。
[86]罗布龙，“竞选宣言”（打印稿）。
[87]以上所引有关夏申的言论，均见其“怎么办――关于整体改革的提纲，兼与其他竞选人商榷”，“一切为了人――论‘整体现代化’之一”，“四化质疑――论整体现代化之三”，上述文均见于《开拓——北大学运文献》。
[88]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 卷，354页，358页，370页，371页，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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