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1、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胡平的“竞选宣言”中的一个观点，大概代表了竞选人的共同立场：“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46]
这是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而后者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都很有市场，人们常常将它视为“民主”。中国百余年来的民主运动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种“误解”有很深关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这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国民党）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共产党）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半神的性质”，“政权成了人民意志和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政权成了人民，人民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还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种荒唐的历史结果，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胡平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当代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像近代那样，公开作为人民的敌对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统治的奥秘，与其说基于暴力，不如说是欺骗”。因此，反对当代专制主义的当代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要警惕和揭露这样的欺骗，而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拒绝任何“为民作主”的“代表”。同时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如果争取民主的运动，不以争取“人民主权”即人民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为目标，而以夺取与维护权力为全部追求，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无法避免自身的异化：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1980年，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以防历史的重演，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胡平和他的支持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向中国的民间“立志改革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一场深刻的改革要得以进行，必须据有权力；但如果它要获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却又必须获得独立的活动，使其在失去权力的时候仍旧能发展，至少也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积累力量再行创造权力。特别是在一个旧传统过分悠长、保守力量过分顽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不具有无须权力庇护而仍然能生存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立志改革者当然要尽力维护那个将大规模改革付诸现实的权力，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应该在加强权力的有效职能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必须说：改革的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和发展”。[47]
这里所说的几个要点：中国的民间改革力量在参与改革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活动”，发展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在支持党内改革派行使改革权力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最根本的，是要使自己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与发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就构成了1980年校园竞选以及此前就已存在的“民主墙”和民间刊物所要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基本动因和追求。它能否实现，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方向与命运。
2、争取人民权利
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必然是以“争取人民权利”为目标与旗帜的。而“人民权利”当然包含人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1980年北大校园的竞选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底层经验，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护社会底层劳动者如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也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张炜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就提醒北大学子，在思考中国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的目标看来是十分浅近的，但与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这显然是一个警示：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48]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甚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
杨百揆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们注意：“20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他认为，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依附状态”，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49]
夏申在“改革的主要措施”一文里，首先提出要维护工人的权利：“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 [50]应该说，这四大权利是抓住了要害的。到了今天，其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杨利川在其“主要观点介绍”里进一步提出：“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51]
这正显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根本意义：它所要促进的是基层的民主。也就是说，改革，不仅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而且其核心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这样才能为改革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利诉求。房志远在被问及“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论断代表了竞选人的共识。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根本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还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对此，杨百揆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19世纪工人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识分子的‘建设’劳动刚开始发展”，“马克思、列宁把未来的社会设想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由武装的工人群众和仅仅识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都是科学，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过去科研成果总是在工农业中经多年积累而抽象出来，而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出成果，反过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随着它的独立，经济管理、文化部门也相应独立，最终是知识分子再生产部门教育界的的独立”， “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他们正以新世界的缔造者的姿态投身于社会改造的历史潮流之中”，正是出于这一全新的知识分子观，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权也当然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这是知识分子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52]
3、以权利制约权力
胡平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特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一“规律”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但中国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牵制”、“制约”、“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公共力量对政府的“压力”作用；权势集团所追求的，始终是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如胡平所说，“一直有人公开和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起飞的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紧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于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取得成功。这种见解曾经是很流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对民主建设的轻视无疑和这种见解大有关系。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这里所说的，岂只是历史：在中国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以专制的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的改革路线，这就是后来终于成为主导的所谓“开明专制”的路线，其所追求的，就是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正如胡平所指出的，“对于这样一种权力，人民既没有力量纠正它早期不严重的错误（除非这个无限权力自己愿意纠正），更没有力量阻止它后来的扩张。这样一种无限权力排除了一切通过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序进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人们几乎只能坐视它把国家引向任何地方。”
胡平说：“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悲惨的先例”，其实这也正是他和他的支持者的隐忧。事实上这样的危险正在逼近，在某种意义上，胡平们是在还可以说话的时候抢先说出他们的忧虑与呼喊：“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变质；同时也为了权力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应有职能，我们必须明确权力的行使范围。其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确认言论权利不容侵犯”。[53]
用权利制约权力！——这一条最能显示1980年的北大校园竞选所要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本质。
4、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和平的、渐进的改良
1980年的校园竞选还有另一面，即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响应与支持。
张炜的竞选宣言开篇就说：“党正在反省错误，政治、经济正在进行全面改革。我参加竞选，以表明我对改革的拥护”。[54]当16位竞选人被问到“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时，有10位回答“是”，有5位作了有保留的肯定式回答（“现阶段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原则上坚持”，“从根本是来说是应该（坚持）”，“要怎样坚持”），只有一位提出：“领导一词，含义不清”，而未作正面回答。[55]
“党的领导”确实是现实中国政治生活，也是1980年竞选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竞选人不同程度的肯定性回答，不能只看作是一种策略，而是有其真实内容的。首先，竞选之所以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情况下进行，具有合法性，确实是当时的中共领导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的一个成果。三中全会也正是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力量相互配合的结果。尽管在1979年曾发生过对民间民主运动的打压，但1980年下半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再次提出，确实引出了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的新的可能性：这是一切立志改革者必须抓住的历史机会，尽管它已经预伏着危机。
而我以为，更重要也更内在的原因，还在于这一代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思考“文革”以后中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如王军涛（他是公认的竞选人中的“激进派”）所说：“我国的改革就其任务而言，无疑是一场质的革命，但其方式应尽可能地缓和与稳妥。在今天的国内外环境下，一系列的‘改良’，远远胜过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56]胡平在“竞选宣言”中说，这一代人所理解、把握、推行的“政治”，已经不是前一代人的“革命政治”，而是“现代政治”：“政治是科学，它是一门关于在这个由有缺陷的人们组成的现实世界，怎样逐步改革得比过去好一些，再好一些的学问。” [57]正是从这样一条理性的、渐进的、改良的路线出发，因此，即便是他们中的激进派也并不试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前所述，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即在现行权力结构下，力争扩大人民的权利以限制权力，并影响权力的运用方向。这样，他们在共产党的存在与领导问题上，也必然采取现实的态度。
当然，正如王军涛所说，“领导一词，含义不清”，同样承认或不否认“党的领导”，是包含了不同的理解的。所以有人追问“是什么样的领导”，是在不否认“一党专政”前提下的，依然建立在党的不受限制与监督，并且是不可分享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基础上的绝对的一元化的领导，还是在接受权力限制、监督，权力分立、分离、制衡前提下的，作为执政党行使对国家的领导？这同时也就内含着一个“党和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民间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以前者居支配地位，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吸纳后者（民间力量）的参与、咨询，实际处于统战对象的地位；还是承认民间运动的独立自主性，对于党和政府主导的改革，既有支持，参与，又发挥监督、制约与压力的作用？——不过，在1980年的校园竞选的具体条件下，是不可能这样明确提出问题的；事实上竞选者之间的分歧，也没有充分的展开。当时的主导力量是希望参与改革，推动民间民主运动，并达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结合，是中国的改革者一直追求的梦想。1957年，当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时，北大的热血青年曾以为那是一个历史良机，希望实现“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渗透”（谭天荣），互相支持，制约，以共同解决中国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及背后的体制问题。[58]1980年的北大新一代的热血青年，又抓住了邓小平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试图再次推动上下结合的改革，又有什么结果在等待他们呢？
其实，我们这里说的1957年的悲壮努力，1980年的竞选者当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前文提到的“强迫遗忘”的结果。而真正给他们以启示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南斯拉夫、波兰创造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范例。在北大校园竞选前夕的1980年7月，波兰发生了以团结工会为中心的民主运动，房志远在竞选人联合演讲会上特意赞扬了波兰工人的觉悟与战斗精神，并这样提出问题：“在苏联，在东欧，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大致相同，但为什么波兰的工人就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就做不到这点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波兰工人的思想比其他国家思想要解放。波兰的工人有战斗性，他们有战斗的传统，战斗的勇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战斗的觉悟”。他的这段讲话嬴得了热烈的掌声，[59]足见当时大学生们对波兰工人民主运动的关注与共鸣。在一次答辩会上，也有选民这样问道：“波兰工人求得自由工会，我们是否也应该搞？”[60]1957年的“5.19民主运动”也有类似的国际背景，同样是中国大学生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回应。结果就触犯了中国政治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形势的急转——历史仿佛正在重演。
四、“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
北大竞选人的改革观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王军涛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如是说：“我国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而不应是局部的、片面的，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经济的改革必须并肩前进、相互配合”[61]——这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识的。
但如胡平所说，作为一个改革运动的推动者，必须善于抓住社会变革中“最关键的一环”，这样就能像阿基米德所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62]那么，在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中应该抓住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个能撬动整个改革运动的“支点”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竞选人各抒己见，出现了对中国思想、政治来说已久违了的真正的平等、自由，生动、活泼的争鸣。房志远将其概括为四种主张的争论，即“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论，“经济体制改革”当先论，“干部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优先论，以及“思想解放（第一步是言论自由）”为前提论。[63]正是在这种自由争论中，中国问题的各个侧面都得以呈现，并引发深入的思考，为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改革提供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
1、“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首先要提到的是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胡平是唯一当选的区人民代表，这并非偶然。一份有关竞选人评价的《北大民意调查测验表》表明，在“谁的理想最深刻”、“谁的知识最全面”、“谁的见解最切合实际”、“谁的口才最好”、“谁的答辩效果最好”5项中，胡平均居第一。[64]早在“文革”后期，胡平就写出了“论言论自由”的初稿，曾张贴于成都街头，可能因其理论性较强，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这次在竞选运动中，他加以修改补充后重新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全文显示出他对民间民主运动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深入成熟的思考。“论言论自由”堪称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理论代表作，而且可以看作是自70年代末开始至今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
在我看来， “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确立了“言论自由的含义与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什么是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胡平在这里讲的其实是常识，在西方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思想、政治史上胡适、罗隆基、储安平（后两位都是1957年的“右派”代表人物）等先驱的论著中都有深刻的阐发；因此，在竞选中就有人写大字报“评胡平的‘言论自由’讲演”，认为其观点是“穆勒《论自由》的翻版”。[65]但批评者却忽略了胡文是总结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并且也是对19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改革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回答，里面包含了许多新的思考，新的理论因素。
他首先要澄清的是自1949年以来经长期灌输所形成的两大“言论自由观”。第一个误区是：言论自由就是“领导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言论自由观，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胡平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这不过是“封建社会的进谏纳谏之说”，而绝非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因为臣民的言论范围实际上是被帝王的意志决定的。由于各个历史条件的不同及各个帝王个性上的差异，这个范围有时稍宽，有时极狭。但无论如何这种限制毕竟是存在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有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由此确立的标准是：“只有在当权者没有权力惩罚不同意见者的人时，才有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的言论权利无须善良开明的君主保护也能独立存在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权力对言论的干预企图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
第二个同样影响深远的理论误区是“区分‘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和‘无产阶级言论自由’”。胡平对此作了严密的考析。他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可能意味着以下两种情况：一，只允许资产阶级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或是二，只允许发表从根本上不侵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的自由。前者是限制发言者的身份，后者是规定言论的性质”，“这种情况其实都叫言论不自由，而不叫什么‘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实际上，“民主制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例如言论自由，本身并无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言论自由“固然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得到传播，但它本身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不能把这笔遗产拱手相送给资产阶级”。
而“论言论自由”的辨正中心，是所谓“思想罪”、“言论罪”的问题，这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被弄得极为混乱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实践问题。毛泽东1957年给右派定罪时，本人就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忽而说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忽而说“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说，“所有上述各种人” “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还宣布一般“不必办罪”，“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66]。那么，“右派”到底有没有“触犯刑律”呢？而事实上所有的“右派”又无一不被定罪办罪。“反右”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确立了“言论有罪”、“思想有罪”的原则和法律（规定了所谓“反革命罪”）或不成法之法（最早还应追溯到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文革”将这样的“思想罪”、“言论罪”推向极端，制造了无数耸人听闻的冤案。“文革”结束以后，“言论罪”、“思想罪”依然是当局镇压不同意见者的有效手段。1979年10月北京市人民检查院起诉魏京生，所加罪名之一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67]此后1981年对民间民主运动的大镇压中，对徐文立、王希哲等也是横加“反革命言论罪”。这样的“罪名”至今还是悬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一把剑。如果将1980年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的讨论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其意义了。
他所要做的，首先是再次进行理论上的澄清。
其一是“千万不可把言论与行动混为一谈”：“我们说宪法不可违犯，意指人们的行为；我们说宪法可以反对，意指人们的言论”，“只有言论直接与行动相关时，言论才可以作为一种犯罪，所谓诬陷、诽谤、煽动就属于这一类，我们必须对诬陷、诽谤、煽动作出明确的定义，提供切实的标准”，“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其二，胡平指出，“理论上最大的混乱在于：我们不给反动言论自由，而发表反动言论的人就是反革命”。这不仅混淆了言论与行动，而且隐含着“强权即真理”的逻辑，逆我（不同于我）者即“反动”。“反动派”（实际是“反对派”）是“客观存在”，“要否认也否认不了”；但能否允许反对派，特别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却是判断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禁止发表“反动言论”，其实就是限定发表意见不能超过当权者允许的范围，其结果就既堵塞了言路，也拒绝了监督，必然导致权力自身的腐败。
胡平还澄清了第三个理论误区，即“国家要统一，必须有赖于人民的信仰的一致”，因此，绝不能给怀疑、批评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以自由。胡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人口中只是一个少数”，“一个国家倘若坚持用信仰与非信仰去区分公民和敌人，势必缩小自己的基础，无异于为渊驱鱼”，“历史证明，凡是否认持不同政见的人有可能在法律基础上共处，势必造成分裂和内战”。
胡平要追问的是对言者判罪的内在理念与心理：这是他的思考特别有意思之处，而他的剖析相当犀利：“一，当权者认为自己是唯一神圣的，它把一切批评它的人都视作‘罪犯’”；二，当权者“还认定，每一个人对这种正确性都会自然而然地有坚定的信仰”，“那应当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因此，凡是对这一套加以思考、怀疑，加以探求，讨论，产生不同和相反意见者，必然是居心叵测，怙恶不悛。所以除了以重刑伺候，恐怖威胁外，别无其他选择”；“三，当权者承认，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人们是反对自己的，至少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反对意见公开发表，那么很可能就造成一个相当的多数。所以有必要使这些潜在的敌人感到恐怖而实行杀一儆百”；“四，当权者对于和反对意见展开辩论，赢得人心方面没有自信心，所以才采取这种不诉诸伸张理性而乞灵于封锁理性的手段”，这样做，一方面是将自我（个人及集团）的思想“绝对真理”化，执掌的权力也成了“天赋神权”，于是就产生了垄断思想言论，进而垄断真理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极度虚弱，不敢面对任何挑战，哪怕只是不同的言论：这大概就是一切专制、集权统治的共同特点，而不管打着什么旗号。
因此，限制和禁止言论自由，必然要“愚民”。因为它“把人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占有一切真理，另一部分则只应张着嘴巴来接受。它让我们怀疑大多数人的认识能力，却又让我们必须无限信赖一小部分人的绝对正确。一部分人永远是保姆，一部分人永远是婴儿”。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认为反动的思想比正确的思想更有力量”，其逻辑结论必然是：“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这正是“纯正的愚民政策”。其结果就必然造成国民心理、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严重损伤。胡平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在动辄“因言获罪”的社会气氛下，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于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胡平说：“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个预言！”
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极大可能是，权力者否定言论自由的逻辑成为全民的逻辑，于是就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参与，全民共犯：这或许是最为可怕的。这也是胡平的一大发现，他指出：“历史一再证明，镇压言论，总是从那些被当时大多数人真心实意地认为是反动的言论开刀。这样，大多数人不仅意识不到这种剥夺的非法，反而会支持、去主动参与与实现这种剥夺。没有大多数人自动充当工具，这种剥夺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一旦人民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剥夺，就意味着言论自由原则被冲开了缺口。从此后，这种剥夺便会日甚一日。人们既把非法的刑罚加于他人，就使自己处于失去了法律确保的可悲境地”。而“当代专制主义的逻辑之一便是不容许中立，所谓‘不站在革命一边就必然是站在反革命一边’，无情地强使人们成为其统治的全部行动与罪恶的帮凶。这样，即使在专制主义者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人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在表面上成功地控制住局面。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因此镇压和威胁人民的暴力工具，却也还是由人民自己组成的”——胡平的这些论述，在专题答辩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成为后来‘胡平问题’争论的中心”。[68]可见是抓住了中国体制下言论自由的一个实质性问题与要害的。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胡平的第二个贡献：他对“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胡平在总结近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权力的异化”：“由人民自己组成的力量反过来成了压制人民自己的对立物。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垄断言论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点，在前文论述“以权利限制权力”以及“言论罪”问题时已有讨论，不再赘述。前文的讨论中也已涉及胡平的第二个发现：“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但未及展开。因此，需要在这里再作讨论。
胡平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们，包括“喜欢民主的改革派”，都“认为应把富国置于民主之先”呢？于是，胡平注意到，“不少人习惯于低估以至否认民主本身的价值，仅仅当作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来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导致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每当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民主就讲得多一些，一旦经济恢复了，‘左’的思潮就会喧嚣起来，民主就又遭冷遇或厄运。”更有许多人“把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寄希望经济发展之后”，有人甚至主张“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这背后的理念，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用高度集权的手段实现落后国家的经济起飞”的“开明专制论”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决定论”。其要点有三：一是“现代化”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因此，“现代化”就是（或主要是）“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唯一”观。二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有人因此认为“鉴于我国目前的生产水平，现在的民主已经是非常之完美了，而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时宜的，当务之急是安心搞四化”。三是“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经济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思想的民主化——应该说，这里所讨论的，已经不仅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是现实问题，而且是1980年中国改革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这样的“开明专制论”与“经济决定论”不仅在思想文化学术界大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因为它最符合当权者的利益与要求，有极大可能被接受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这样发展的。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发出警告：“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必将贻害无穷！”他从学理与事实上，围绕“民主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讨论。
他提出“必须澄清的问题”是：“人类是否仅仅追求经济的发展？抑或还有其他的、甚至更高的要求？民主不但有促进生产的好处，而且它本身便有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性的全面和谐的自由发展并不是一句空话”。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主不仅是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民主，以及人的尊严、权利、人性的和谐自由发展，这都是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是更带根本性的。
胡平同时指出：“一定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政治变化的上限和下限。在给定的区间内，选择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实现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陷入“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的“机械论”。“从历史上看，那些最早奠定民主制形式的国家，当初的生产力水平都并不发达，那里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民主制建立之后而并非之前。相反，很多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却依然保留着一种专制形式”。
胡平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固然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但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注定会更民主而不是更专制些”。他提醒人们注意另一种“现代化”：“历史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具有效率的专制”，在这样的“专制下，实现现代化并非不可能。而且，还曾经一度被不少人认为是更简洁更有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无疑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政权之一，但它却迅速地造成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当代的苏联，从很多方面都应该认为是现代化了，但它的政治很难称得上民主”。
胡平对专制体制下的没有民主的“现代化”作出了这样的批判：“专制造成的经济发展是痛苦的，因为它势必伴以残酷的迫害；是畸形的，因为它总是倾向于为了虚荣而牺牲繁荣；是短暂的，因为它不利于调动人们的首创精神。它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因而到头来总是日益加强了那个越来越异化的专制机器。这种发展方式的最高成就是造成一个军事强国，而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却总是处于远远不相称的水平，它必然导致日甚一日的停滞与腐化，或者通过一场对外冒险，或者是勉强维持一个外强中干的架子，最终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胡平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危险：“经济改革的一时成功，（会）掩盖了政治体制上的弊病，甚至强化了这些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从而准备了下一次危机”。[69]
今天重读胡平1980年的论述，想到的依然是他当年的那句话：“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种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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