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今天是我今年第二次来北师大演讲，上一次是6月7日，讲《震灾中的思考》。——讲稿已经整理出来，收在我今天带来的新书《致青年朋友》里，没有听过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奥运会后的思考》。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正是2008年中国，以至世界的两件大事。我已经说过，2008年在中国，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史上都将留下印记。而其中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是志愿者的表现，二是80年后、90年后的年轻人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中国的志愿者与年轻一代，为国人和世界所瞩目，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Archive for the ‘钱理群文集’ Category
● 钱理群
鲁迅于1935年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72年后，也即2007年，我们又可以写《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了。
一、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孔夫子
孔夫子是2007年中国的当红人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读经热”的一个继续；但2007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孔子热”有了新的推动力：出现了国家这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作者：钱理群
——我看《读书》和《读书》事件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和《读书》”座谈会上的讲话）
先说一点我和《读书》的关系。在在座的朋友中，我算是和《读书》关系最久远的一个，一般都认为我是《读书》的老作者，当然也是老读者。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自己并非《读书》的主要作者，可以说我始终是《读书》的团结对象，而非依靠对象。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 读《五八劫》
钱理群
2008年5 月，一位朋友寄来了一本题为《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的书，我一口气读完，读得心惊肉跳，却没有勇气再去翻读，它就放在我的书桌上，如一座大山压在心上。接着四川发生了大地震，又是一个大劫难，那些震垮了的大山，又压在心上，弄得我寝食难安。四川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和我的生命竟有如此的关联和纠缠，四川之痛，也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啊！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不肯沉睡的记忆》序
钱理群
这是今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新华社电]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说:“对于历史,包括‘文革’的历史,有关文物资料是有人在收集的。现在,有些‘文革’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散落的很多,我们现在能够收藏的,包括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都进行了收集,将会有助于对这段历史进一步的研究。”(2006年5月26日,《北京青年报》)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2、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与各种设想
这里有几个调查数据：一份《北大民意测验》表明，在被调查的500多选民（理科258人，文科224人，研究生53人）中，对国家政治生活“很关心，积极参加”者占47.3%，“不十分关心，但积极参加”者占45.2%，“不关心也不参加”者仅占5.6%。[70]——这显然是关心、参与政治程度较高，政治意识较强的一代人。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三、“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1、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胡平的“竞选宣言”中的一个观点，大概代表了竞选人的共同立场：“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46]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
钱理群:原北京大学教授
一、 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不平常的一代人
二、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
三、“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四、“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
结语：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注释】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北大历史上的辉煌
1917年至1919年间，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大，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成为“五四”运动（它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运动两个部分）的中心和发源地，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的时代。记得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蔡先生有一个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这同时可以视为对北大的评价：一所大学，能够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确实罕见，称之为“辉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北大也因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钱理群
我们这门课，讲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大概还剩下三次讲课的时间，原来预定要讲的有些内容恐怕讲不了了。而这是我在北大，在大学正式讲台上，最后一次讲课，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我最想对北大学生讲的话。那么，就谈谈我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和期待，我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和期待。其实这些年我也陆续写了不少这两个方面的文章，如《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校园风景中的永恒》、《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关系之考察》、《追求文、理的融通》、《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沉潜十年》（以上收《学魂重铸》）；《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收《六十劫语》）；《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收《压在心上的坟》），《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和胡适为中心》（《与鲁迅相遇》之一讲），等等。同学们有兴趣可以找来读，这里只能就其中的主要观点，梳理出几个问题，大略地谈一谈。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钱理群
自然人性论问题
八十年代所面临的问题：革命禁欲主义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牵涉到人性问题。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会成为主导性的话题呢？这跟人们的文革经验直接相关。如前一讲所谈到的，当时主导的人性观的最大的特点，一是强调人的非动物化，二是强调人的非个人化。非动物化就是把人所有的欲望都看成是罪恶，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克制人的欲望；非个人化则强调人是集体的，要将个人的东西压抑到最大限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革命禁欲主义”，它在文革时期发展到顶端。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钱理群
八十年代：对于行动、实践的呼唤(1)
首先是在八十年代，主要是对于行动、实践的呼唤。这突出地表现在我的第一部独立的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里。这正是八十年代所提出的问题。当时最盛行的，就是尼采的说法：上帝已经死了。过去我们这一代人都坚信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到了八十年代，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破除了个人迷信，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因此，我们走什么路呢？这是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大家都感到非常苦恼。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钱理群
199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青春是可怕的》的文章，在引述了米兰·昆德拉在《玩笑》里关于“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的论述以后，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为青春提供的一个‘游乐场’，中国的红卫兵一知半解却狂热地相信人们教给他们的革命雄心壮志，以及相应的豪言壮语，决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中国改造成纯而又纯的革命圣地，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和中心。——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与中华民族中心梦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正是这‘一群狂热的孩子’，他们既是真诚又是虚假的‘激情和幼稚的状态’，却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钱理群
罗亭：启蒙者的魅力
我们这代人是深受俄国文学影响的，罗亭曾经是我们青年时期崇拜的英雄。在讨论知识分子堂吉诃德气质和哈姆莱特气质的问题时，自然会注意到罗亭显然有一种浓厚的堂吉诃德气质。小说中在罗亭出场前，人们就这样议论他：“真是口若悬河，会把你淹没的”；而他一出场，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刻钟之后，客厅里就只能听见他的声音，大家都挤成一圈，将他团团围住。”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钱理群
八十年代初的问题：精神的迷乱是怎样产生的
八十年代初，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是和我的痛苦的文革回忆连接在一起的。如前面几讲所介绍的，文革开始时，我在一所中等卫生学校教书，因为当时像我这样的从北京去的大学生还很少，就凭这一点我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的苗子”，再加上我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里，我的父亲又在台湾，就被判定为“反革命孝子贤孙”。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